权威：平凡的邪恶
除了偏见外，同理心最大的障碍之一是人类倾向于遵从权威。纵观历史，那些涉及屠杀、种族灭绝与其他权利侵害的人都辩称，“我只是依照命令行事”。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阿道夫·艾希曼，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设计者，他在1961年受审时宣称，他不需要对这件事负责，因为他只是“听命行事”。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 in Jerusalem）一书中，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指出，艾希曼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是怪物，而是个相当典型的个人，他“完成他的职责”，他“不仅是遵从命令，也遵守法律”。根据阿伦特的说法，“艾希曼带来的问题是，有许多人跟他一样，这些人既非精神异常，亦非虐待狂，他们是，而且依然是，正常得令人心惊的一般人”。这个态度体现了阿伦特所谓的“平凡的邪恶”。7
纳粹德国是例外的年代吗？还是说遵从权威其实是个普世的人性特质？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想找出解答。在艾希曼受审那年，他进行了社会心理学史上争议最大的一场实验。米尔格拉姆邀请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的学生与当地居民参加一场实验，他们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惩罚对于改善记忆力与学习有何效果的研究。在身穿灰色实验服的“实验者”指示下，每个参与者担任“老师”的角色，并且被要求要念出词汇，例如“粗臂”与“黑幕”，而这些词要让另一个房间的“学习者”听到。如果学习者在复述这些两个字的词语时出了错，老师就会得到指示，对学习者进行电击。答案每错一次，电流就会加强。整个实验完全是假的，学习者是演员，他们并未受到电击，但参与者在实验结束后才会知道这件事。当参与者对于按下开关感到犹豫时，实验者会说“完全依照程序做是很重要的”，或者说“你没得选择，你必须按下开关”。
实验的结果令米尔格拉姆难以置信：65%的人依然按下开关，即使当时他们听见学习者的疼痛叫喊与恳求实验停止，或者听见他们说：“实验者！够了，让我出去。我心脏有毛病。”实验开始才两个月，米尔格拉姆就得出结论：
结果令人吃惊也令人沮丧……不久之前，我还天真地以为，就算美国出现邪恶的政府，恐怕也无法在美国征集到足够的道德低能者来充当死亡营的人手，如德国那样。现在不同了，我开始觉得光是纽哈文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人员。有相当比例的人会依照指示去做，他们不管行为的内容，也不管良知的挣扎，只要命令来自具有正当性的权威，他们就会依令行事。8
“米尔格拉姆实验”经常被引用来作为证据，说明同理心很容易遭到“遵从权威”的压制。9然而，我们对此必须谨慎，不能这么仓促地做出结论。首先，姑且不论结果，至少有35%的参与者违反了实验者的命令，在实验结束前走出实验室，他们不管自己是为了获得报酬而参与实验，也不管指示是出自那些看似正式的研究人员，而且这些人员还来自学术地位崇高的耶鲁大学。再者，当米尔格拉姆稍微调整实验之后，结果就出现巨大的变化。当实验地点从庄严的耶鲁实验室移到城镇附近的办公室时，遵从命令的数字就从65%下降到48%。当参与者可以看见隔壁房间的学习者时，有60%的人中断实验，当惩罚需要将学习者的手按在电击板上时，这个数字升高到了70%。当参与者旁边跟着两个由演员冒充的老师，而且这两名演员不遵从实验者的命令时，90%的参与者也会抗命，因为连带感使他们更有信心违反权威。就算遵从命令，这些参与者每个人都充满不安——许多人咬着嘴唇，随着实验进行，有些人甚至发出痛苦的呻吟。有些人反倒是产生更强的同理心：当指示者要求提高电流强度时，有人回答说：“我认为不应该提高强度，那个人已经受够了，要是我一定受不了。”说完之后他马上中断实验。
随后还有一些心理学家重复了这项实验，他们的实验结果使我们对米尔格拉姆实验持保留态度。有些心理学家得出同样的结果，但有些不是。在美国进行的几次实验显示遵从率并未达到65%，而是只有30%。在澳大利亚的实验则是只有28%的参与者遵从命令，如果参与者清一色全是女性，则降到16%。10
这些实验产生的结果差异极大，说明了遵从权威并非人性的内在特质，而是对环境与文化的高度感受。事实上，米尔格拉姆自己也这么认为。他表示：“这个世纪的社会心理学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教训：人的行为与其说是取决于人本身，不如说是取决于人面对的处境。”11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同意，绝大多数人确实具有遵从权威的倾向。我们从小就必须听从父母与师长的意见，随着我们长大，我们也逐渐吸收遵从的文化，总是有人告诉我们要“守法”“守规矩”或“端正自己”，无论在工作场合还是在足球比赛里都是一样。我们轻易地将屈服权威内化成自身的一部分，而放弃了原有的同理心本能。高同理心人士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当同理心召唤他们时，他们愿意且有能力反抗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