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无法看见自己的行为后果，所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吗
地球似乎越来越小。根据某种都市传说，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六度分隔（只要通过6个人，就可联结全世界任何一个人）。今日，在互联网、手机、卫星接收器构成的全球网络下，人类全体的紧密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名年轻女性在开罗抗争时被杀，不到几小时，在推特与其他在线平台的传播下，世界各地已有数十万人看过她的照片并知道她的名字。
然而，空间距离依然是传播同理心的障碍。当我们不认识对方，当对方的生活离我们很遥远而且陌生时，我们很难点燃内心对他们的关切。许多哲学家，其中包括辛格，认为距离不应该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我们面对非洲饥饿的儿童，应该如同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园看到溺水的孩子一样，立即伸出援手予以拯救。12但是，其他的思想家认识到，在现实中，距离确实减损了我们的道德关注。18世纪时，亚当·斯密就提到这一点：
假设地广人多的中国突然遭受大地震的侵袭，再让我们假设，欧洲有个充满怜悯之心的人，虽然他与中国毫无关系，但在听到消息，知道地震在中国造成庞大的人员伤亡时，他也不禁——这完全出于我的想象——对那些可怜的灾民感到哀伤与难过，他会哀叹反思人生的祸福无常……而在这段深刻的思索结束后，在心中的愁闷获得抒发后，他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者追寻自己的快乐，好好地休息一阵，或者从事别的活动转换心情。他会跟过去一样平和安适，宛如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然而，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灾难落在他头上，对他来说那可是真真切切的痛苦。如果他明天将失去他的小指头，恐怕他今晚无论如何睡不着；然而，如果他未亲眼看见，那么即使是数亿人的死伤也无法打断他的鼾声与清梦，即使是惊人的房屋财物损失，也无法让他的目光从自身的细微不幸中移开。13
一切都将如常。无论是中国的地震，还是非洲之角数百万人濒临饿死，大多数人会发现，自己很难被新闻播出的遥远之地的悲剧事件所打动，进而采取行动。同样地，当距离使我们无法看见自己的行为将带来什么后果时，我们也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1945年8月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的飞行员，从未看过那14万名受害者的脸，而他日后还说，他执行这项任务，毫无罪恶感也毫无悔意。14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强的道德与同理心纽带表现在家庭以及和我们距离最近的社群成员身上（当然，有些人与自己的父母、手足情感淡薄）。我承认，我关心自己的双胞胎子女更胜于最近遭遇地震的众多灾民。这也许正是孔子的“仁”如此吸引人的地方，它符合我们的本能。孔子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血亲负有最多的伦理义务，而这项义务会因为亲疏关系而渐次减少，例如最重要的是家人，然后是朋友与邻居，然后是整个社会，然后是全人类，以此呈同心圆扩散出去。对于最外圈的人，我们抱有的同理心是最少的。我虽然不同意这种伦理原则，但我相信在实践上这是最符合绝大多数人具体经验的伦理描述。
不过，距离不只是一种空间现象，“社会距离”对同理心联结也会造成障碍。举例来说，对于跟自己社会背景类似的人，如教育、种族或宗教，我们会投以较多的同理心。科学史家马克·霍尼希鲍姆表示，“同理心非但不能指出正确的路，反而让我们迷失。法官总是偏袒白领罪犯，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一样”。15这种现象在现实中的反映是，我们很可能无法对社会地位与我们相差太远的人产生同理心，即使他们就住在我们隔壁。这是为什么高同理心人士努力想克服这层障碍，在面对自己所属“小团体”以外的陌生人时，也愿意注视他们的眼睛。
除了空间与社会距离，第三种形式——“时间距离”也影响了同理心产生的可能性。我们担心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女的福祉。但这个纽带关系如果延伸到曾孙子女，就会开始变弱，如果继续延伸到一个世纪后与自己没关联的人，则纽带关系也就随之消失。我们如何想象2100年时，一位居住在贝尔法斯特或孟买的青少年如何感受与思考全球变暖，而我们对其是否真的关心？要将自己的目光投射于100年后的人的生活并且体验与他们的情感联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演化生物学家霍尔丹承认时间距离的问题，他半开玩笑地说：“为了我的三个孩子或6个孙子，我会快乐赴死，在所不惜。”我们的同理心穿透时光的能力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就是心理演化的最初时期。这也许是人类在道德上最大的缺点。
因此，我们面对的同理心挑战，就是要尽可能缩短这段距离，使在空间、时间与社会背景上远离我们的人能更接近我们关怀的范围，使我们更容易以自身的想象来接近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