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过多信息造成同理心疲乏
你有多经常看着报纸上来自遥远国家的饥饿儿童或者是战乱中平民受害者的照片，却毫无情感或同理心响应？对于这种现象的共同解释是，我们出现了“同情心疲乏”或“同理心疲乏”，这是在大量令人沮丧的新闻报道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像轰炸下所出现的心理疲乏现象。16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提到“影像麻醉”时也描述了类似的事：我们看了太多饥饿枯瘦的儿童照片，最后反而看不出任何差别。以平克·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我们已经陷入“惬意的麻木”。17
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在《否认的状态》（States of Denial）中对同理心疲乏给出了较深刻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深受“否认文化”的影响，我们绝大多数人知道残暴与痛苦的事实，却忽略这些事而不采取任何行动，“视若无睹”，我们可以这么说。“人、组织、政府或整个社会所面对的信息太令人震惊、让人感到威胁或异常，因此难以吸收或公开承认，”他写道，“这些信息因此受到压抑、否认、搁置或重新诠释。”我们生活在知与不知的模糊地带。18
我们为什么经常退缩到否认状态，而不愿发挥同理心？我们不想知道那些信息，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感到羞耻或罪恶。有时候，我们掉头就走，是因为我们不想承认自己需要负责，也许是基于自己的行为，也许是自己的疏忽。人类特别善于编造合适的理由来保护自己，解释自己为什么不需要采取行动来减少他人的痛苦。举例来说，我们也许怜悯孟加拉国遭遇水灾的灾民，但我们告诉自己没有理由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我们个人的行动无法解决这么庞大的问题，而我们捐助的金钱也可能被救援机构与腐败的当地官员挪用。高同理心人士清楚地察觉到，这种推论是一种否认，可以免除内心的罪恶感或道德责任，而这么做也会产生一种危险，它会让推论者的同理心被侵蚀殆尽。
我所描述的这4种障碍——偏见、权威、距离与否认，是极为巨大的障碍。但我希望大多数人都能跨越，让自己成为高同理心人士。为什么我如此乐观？我们必须了解，这些障碍本质上是文化、社会与政治的创造物，而非深植于人性的固有特质。这就表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我们可以找到方法来克服。我们也许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不少偏见，但我们仍有可能拒绝使用这些磨灭人性的标签，更甭说把这些标签贴在他人身上。同理心必须与权威的力量斗争，人类的历史不是只有遵从，也存在着各种异见。当我们听到异地陌生人的个人故事时，我们可以克服距离障碍。我们可以面对他人的苦难，而非拒绝注视，我们必须发挥我们的内在力量、正直与好奇，以避免否认的诱惑。
既然能直接面对障碍，我们接下来就应该寻找克服障碍的方法。我认为，我们需要三个步骤来进行同理心的想象跳跃：我们必须理解“他人”的人性，然后探索我们与他人共有（以及不同）的部分，最后，我们需要对敌人投以同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