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勒的转变：开始把犹太人当人看
当我们未能正视其他人的人性，亦即其他人的个别性与独特性，而且认为他们不如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同理心也就跟着衰微死亡。这听起来浅显易懂。但是，认为其他人跟我们一样是什么意思？哲学家所说的正视“他人”的人性又是什么意思？19你如何确实做到这一点？从奥斯卡·辛德勒的人生中我们可以找出答案：他从一名性嗜醇酒美人（他是个通奸惯犯）的活跃纳粹商人，摇身一变成为最知名的犹太人大屠杀解救者。
辛德勒的人生之所以吸引人，在于他的转变完全出人意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是个忠诚的纳粹党员。他的翻领上别着“
”字纹章，而且担任军事情报局的告密者。辛德勒利用在波兰占领区征缴的犹太人企业，在克拉科夫开设了搪瓷器工厂，为德军士兵生产装备。即使雇用的是强制征用的犹太劳工，他也毫不在意，而这些劳工的薪资全都直接交给亲卫队，其酬劳比雇用波兰工人少得多。辛德勒晚上忙着跟纳粹高层的指挥官与其他官员应酬，为他们提供美酒与美女，贿赂他们取得军需合同，以维持获利，让他享受奢侈的大雪茄与双排扣西装。
辛德勒并不像希特勒或戈贝尔，他不是个邪恶的反犹主义者。准确地说，他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对犹太人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且把犹太人视为无名无姓的群众，视为可以轻易剥削来满足目的的对象。1940年时，没有人想得到辛德勒到了战争末期，会冒着生命危险支付大额贿款来保全自己的犹太工人，使他们不用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转变？在此期间，有件有趣的事发生在辛德勒身上：他开始把犹太人当人看。
一切是从他的犹太会计伊扎克·斯特恩开始。他们之间原本是简单的生意关系，慢慢变成了友谊关系。托马斯·基尼利在他仔细研究后写成的纪实小说《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里写道，“斯特恩是奥斯卡绝无仅有的精神指引者”。从每天的交谈中，辛德勒得知斯特恩在克拉科夫贫民窟的生活与创伤经验：饥饿、恐惧、德国士兵的随机射杀。结果，斯特恩在辛德勒眼中从众多无名的雇员变成了独特的个人。辛德勒开始把这种个别性延伸到其他工人身上，记下他们的姓名，了解他们受迫害的历史。
1942年6月8日，辛德勒经历了一个同理心显现的时刻。当时他与情妇英格丽德骑马来到克拉科夫外的山丘上，俯瞰贫民窟，他们看见亲卫队正在执行任务：有系统地清除犹太贫民窟。民众被赶出屋子，聚集成群，其间有人被亲卫队的狗咬伤，有人被殴打、射杀。辛德勒厌恶的不只是这场屠杀，他看见一名小女孩穿着红外套戴着红帽，茫然徘徊在这场屠杀之中，而不知何故，大肆破坏的亲卫队似乎无视她的存在。他看见红衣女孩停住脚步，目睹士兵用脚踩着男孩的头，然后一枪打进他的后颈。对辛德勒来说，这名女孩突然代表了克拉科夫犹太人的独特性与人性，在他的心里烙上纳粹暴力的恐怖印记。辛德勒日后说道：“从这天起，凡是能够思考的人都不可能无视眼前发生的一切。我决心倾尽全力对抗这个体制。”
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1942年秋，克拉科夫的犹太人被移往普拉绍夫近郊的新劳动营，负责这里的官员阿蒙·高斯以嗜杀闻名。辛德勒行贿此处官员，让他的工厂能设立在劳动营外。他确保自己的工人能在不为人知的状况下获得较多的粮食供应，而且在他的工厂没有咬人的狗，也没有亲卫队员恣意殴打。为了让这些工人不与自己的家人分离，他与亲卫队官员争论，表示他需要童工，他说孩子灵巧的手指可以清理弹壳的内部，而他也花费唇舌说明一名独臂的工人是不可或缺的机械工。
到了战争末期，普拉绍夫劳动营关闭，所有囚犯全送往死亡营进行处理，其中一处即恶名昭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辛德勒花费巨资贿赂高斯与其他人，让他的工人及工人的家人能被送到新的军火工厂做事，那是辛德勒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里茨边境新设的工厂。一共1 100多人，他们的名字全写在辛德勒提供的名单上，此即日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的由来（故事改编自基尼利《辛德勒的方舟》）。在辛德勒的指示下，工人们做出了有瑕疵的炮弹外壳。当纳粹官员打电报向他抱怨时，辛德勒高兴地对着斯特恩说：“这是我收过的最棒的生日礼物。因为我知道没人死于我做出来的东西。”20
转往布尔里茨的过程极为戏剧性又极为危险，但它终究有了好结果：当和平终于到来时，名单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今日，只有不到5 000名犹太人在波兰生活，但辛德勒拯救的犹太人的后裔却已超过6 000人，而且分布在世界各地。
辛德勒为什么宁可散尽家财也要拯救名单上的犹太人？为什么他冒着坐牢或被处死的危险，也要将犹太人家庭从克拉科夫贫民窟救出来？他的行为确实令人费解。一名辛德勒救出的犹太人说，“他的动机你永远猜不透”。21他是不是受到宗教的感召，如同一些犹太人大屠杀的拯救者一样？22不可能，因为辛德勒跟他的父亲一样，是个不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想最根本的动机，可以从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给出的回答看出：“我认识那些为我工作的人。当你认识对方时，你必须把对方当人看。”23
这个答案简单得让人不敢相信：认识他们。辛德勒的故事告诉我们，同理心起于看着对方的眼睛，知道对方的姓名，以及了解对方的个别性。这表示应摒除偏见与刻板印象，以了解对方的人性；要拒绝遵从权威，避免贬低他人的人格。能正视眼前每一个人的人性，就能以此为踏脚石，使我们的同理心扩及更广泛的人群。如同辛德勒，他与斯特恩及其他工人的关系，使得他内心牵挂着其他受苦的犹太人。24辛德勒的例子也提醒我们，同理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不断变迁发展：就连最缺乏同理心的人，在适当的环境下，依然有可能进行想象的跳跃，并且在激励下身体力行，做出一番成果。
这不是说，辛德勒是个不折不扣的圣人，这个称号通常是用来称呼另一位犹太人大屠杀拯救者罗尔·瓦伦堡。尤其在战争初期，辛德勒纯粹是基于自私而使用犹太劳工，而他保护这些工人也是为了确保自己维持获利，此外他还“拯救”一些年轻的犹太女性，只因为他对这些女子有兴趣。从这点来看，他的“人道主义”行为一开始其实是非常现实的，融合了利己与利人两种动机。
辛德勒是个不寻常的人，出现在不寻常的时代。他的人生所传达的信息，在今日仍有警世的效果。在如今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企图召唤反犹主义的古老幽灵，以及对吉卜赛人与穆斯林的歧视。此外，新自由派个人主义与公共服务的削减，创造出对他人漠不关心的文化。我们对社会悲剧（例如贫困儿童）毫不在意，这种冷漠的程度是19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这种文化使我们对他人的苦难视若无睹，这种心态将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辛德勒虽然有许多缺点与矛盾，但他绝不是一名旁观者。
战后，辛德勒获颁马丁·布伯奖，这个人道主义奖项以奥地利出生的犹太神学家与哲学家马丁·布伯命名。马丁·布伯于20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德国。与20世纪其他思想家相比，布伯更深入地捕捉到同理心想象的本质，了解什么叫作正视“他人”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