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敌人投以同理心

甘地或许是现代史上最具有同理心的人，他曾说：“我的人生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信息。”甘地的一生传达了何种信息，使我们懂得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甘地的同理心本能最早出现在他热情照顾的人群上面，那是在他24岁才搬到南非担任律师没多久的事。1899年，波尔战争爆发，甘地号召上千名印度人组成志愿救护团协助英军，他们有时甚至要走上20英里[1]的路到前线把伤兵抬回来。当祖鲁人在纳塔尔发动暴乱时，英军医护人员拒绝照料那些受伤的祖鲁人，但甘地依然予以救护。对他来说，救治伤员不应区别敌我。

他的同理心进一步发挥是在1915年他返回印度之后。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律师袍与浆过的硬衣领，换上缠腰布，这是印度穷人的传统装束。两年后，甘地在艾哈迈达巴德附近建立了萨巴尔马蒂修行所，他打算“过着最贫穷的人的生活”，以此建立连带感与同理心的理解。甘地在此期间也发表政治演说，发起印度独立运动脱离英国。他与妻子还有追随者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民的生活，只吃最简单的食物，住在简陋的屋子里，粮食全是自己种的，就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是自己织的。在修行地，甘地废除了种姓制度，因此就连他也必须亲自清扫厕所，而这些工作原本都是贱民做的。甘地不是没有缺点，举例来说，他极端顽固。但无疑，他的同理心能超越一切的障碍。36

甘地决心过最贫困的印度人过的日子，他的行为在许多人眼中并不构成威胁，他们只是把他当成怪人而已。甘地比较具争议性的，是他始终坚持对政治敌人投以同理心——试着通过敌人的观点来看世界，了解他们的价值、动机、渴望与痛苦。他认为，这是建立和平与宽容的文化不可或缺的做法。而随着1947年独立的时刻即将到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甘地的想法在此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许多穆斯林想独立建国，但甘地不希望国家分裂，他坚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印度。身为虔诚的印度教徒，甘地呼吁民众能发挥同胞之爱与相互理解的精神：“我是穆斯林！也是印度教徒、基督徒与犹太人。”甘地的话显示他坚信必须对敌人投以同理心，他们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只是跟我们不同，但他们的生命与价值跟我们同样重要，也同样珍贵。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分裂过程中引发了暴力，造成50万人死亡，充分显示对敌人投以同理心的道德呼吁在动乱时期有多么重要。因此，我们能说甘地太理想化吗？或者，甘地应该承认人性的黑暗面吗？因为他所珍视的同理心最终还是不敌人性邪恶的一面。

我认为甘地是对的，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敌人投以同理心。事实上，我认为对敌人投以同理心乃是对他人的心灵进行想象跳跃的第三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我们应该试着将我们的同理心扩展到一般对象之外，一般对象指穷人与被边缘化的人、无法发声的人与毫无权力之人，我们应该大胆地将我们的同理心投注在这些人身上。在充满暴力冲突的地区，无论是巴勒斯坦、叙利亚还是苏丹，要实现长期的和平，光靠领袖间订立政治协议是不够的，还需要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同理心，如此才有可能让敌对双方和谐共存。我们的个人生活也是一样：对“敌人”投以同理心，可以产生修复与化解僵局的效果，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冰冷对立。发挥同理心也有助于化解与上司的敌对关系，让你与多年不再交谈的兄弟姊妹和解，或者是缓解你与邻居之间长久存在的紧张关系。这种做法正是《仁爱宪章》所提倡的。《仁爱宪章》是在2009年由6个宗教团体代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与儒家）共同拟定，希望每个人都能“培养同理心，努力去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包括你的敌人”。37我们每个人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谁是我的三大“敌人”？我要如何运用同理心来化解彼此的隔阂？

对某些人来说，对敌人投以同理心，如对让你过得生不如死的经理投以同理心，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该有同理心的应该是对方吧，怎么会是我？而且何必那么费工夫？反正他是不会改的！”照佛教的说法，这么做的理由在于，借由努力理解对方的感受，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富同理心也更容易愉快满足。一行禅师说了一个故事：他曾经收到一封信，里面提到一名难民女孩搭乘小艇越过暹罗湾，但过程中遭到一名泰国海盗强奸。她才只有12岁，于是她跳海自杀。一行禅师说，虽然我们当下很想拿枪杀死这名海盗，但我们必须站在他的立场设想，如果我们跟他一样成长在同一个环境，我们很有可能犯下跟他相同的恶行。38

我想，这个例子太难理解了：要对这名海盗投以同理心，实在令人有些不舒服。另一名佛教思想家斯蒂芬·巴彻勒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渐进的同理心冥想，先想象自己过着朋友的人生，然后是敌人，然后是陌生人，最后我们再鼓起勇气投入极致的同理心：

先从朋友开始。想象你的朋友是个新生儿，身上都是血水。再慢慢想象他学步的样子，他能够走路，他成为青少年、年轻的成人，然后你们第一次认识。试着想象你们认识之前他有什么希望与理想。想象他珍视自己的想法与情感，不轻易让人察知，正如你自己不轻易让人察觉一样。然后望向将来，看着他变老，生病，死亡……接下来同样的方式用在敌人与陌生人身上，直到这三个人在你面前全无差别：生时平等，死亦相同。39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尝试对敌人投以同理心确实极具挑战性，但最终能获得很大的收获。举例来说，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危地马拉进行研究，并且撰写博士论文。40我决定研究该国的寡头政权，30多个欧洲裔家族支配了该国政坛，并且使该国民不聊生。这些大家族拥有众多的咖啡与甘蔗园、银行与大企业。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搭乘私人直升机来往各地，到迈阿密购物。反观绝大多数的民众，其中60%是原住民玛雅人，他们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寡头政权也与军方合作，在该国近来结束的内战中，军方杀死了约20万名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玛雅人，军方这种大量屠杀的行为旨在根除左派游击队。

我开始从事研究时，当然无法对寡头政权统治者产生同理心。我非常瞧不起他们。对我来说，这些无耻的统治精英必须为这些可怕的罪行负责，例如在内战期间资助军事部队暗杀工会分子、农民领袖与新闻记者。然而我想，如果危地马拉要成为较平等与较不暴力的社会，那么与寡头政权统治者对话，了解他们的心理，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就显得十分重要。他们对贫困、内战与原住民的土地权有何看法？我认为，如果不了解寡头政权统治者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想出有效的策略来削弱他们的权力。

我一开始采访他们，便立即感受到他们对原住民的种族歧视。一名妇女告诉我一则有关“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外表丑陋、长着一对贼眼的印第安人”的故事。另一个人则抱怨种植园里玛雅工人的“无知”与“不思进取”。他们不断地把玛雅人描述成落后、欺诈、卑劣、愚蠢与懒惰的民族。我听到这样的言论，很想起身反驳，但我克制这种情绪，并且试着站在寡头政权统治者的立场去想。他们会有种族主义心态并不令人意外：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人数很少、与外界隔离的精英小区里长大的，因此有这种想法非常正常，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已持续了数世纪之久。虽然我了解他们的立场，但我无法像甘地一样发挥强大的同理心，做到宽容与相互理解，我依然对他们的想法感到作呕。

这种状况产生了一个问题，我称之为“同理心的异议”：你如何能对一个跟你的观点南辕北辙的人产生同理心？这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难题。你也许受邀到朋友家里吃饭，但席中有人开了个反犹太人的玩笑。你是否应该明确告诉对方，这个笑话冒犯了你？或者，你应该发挥同理心，试图从这个说错笑话的人的眼睛看世界，以便了解他的心态？

我认为答案两者皆是。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同理心有个经常遭到误解的地方。无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或道德观点为何，我们投以同理心并不表示我们不做道德判断。你可以了解一个人的世界观，但这并不表示你要对他们的信念或原则照单全收。我无法原谅寡头政权统治者的种族主义，但我越知道他们的世界有多封闭——他们生活中能接触到的玛雅人只有女仆与司机，我就越了解他们。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对寡头政权统治者不再那么无知，而我对他们也渐渐产生了同理心。每经过一次采访，他们就变得更具个性、更具人性，仅用“剥削者”或“统治阶级”已无法充分形容他们。有一回，当我听到他们的孩子在内战时期遭到游击队员或暴动的民兵绑架甚至撕票时，我的偏见也开始动摇。我记得一名贵族妇女在她封闭的宫殿式庄园里对我啜泣，说起她的儿子被绑架的事。我对于这样的信息完全没有防备：我从来没有想到内战对于危地马拉大家族也有这么严重的影响，甚至造成他们个人的创伤。虽然他们遭遇的暴力绝对远不如玛雅人，但他们确实也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痛苦，这一点毫无疑问。那时我突然领悟到，危地马拉并非我所想象的截然二分：富有的寡头政权与赤贫的民众都在追寻一件简单的事，那就是个人身家性命的安全。换言之，这是危地马拉在内战后赖以统一与重建的共同点。

如果我不愿意跟寡头政权统治者对话，聆听他们的故事，并且对于这些我视为敌人的人投以同理心，我想我不可能为危地马拉想出这样的政治可能性。当然，我绝非寡头政权统治者的说客，我依然认为他们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必须加以削弱。但我现在确实对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更能判断他们的动机与行动。我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走进竞技场，对我们的敌人投以同理心：虽然冲突与紧张仍未完全消除，但我们已比过去所知更多，我们不会妄下定论，而且我们也比过去更了解他人，更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