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丹尼尔·戴–刘易斯
在拍摄《我的左脚》（My Left Foot）期间，饰演爱尔兰艺术家与作家克里斯蒂·布朗的丹尼尔·戴–刘易斯为了表现主角脑性麻痹的症状，几乎都坐在轮椅上，哪怕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拒绝起身。他不仅坐着轮椅来回各个拍摄场景，还要求大家必须叫他克里斯蒂，并且在用餐时间负责喂他。为了拍摄这部电影，戴–刘易斯还练习用左脚作画，正如他在拍摄《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Mohicans）时为了饰演边疆居民而学习使用18世纪工具狩猎与制作陷阱一样。此外，在拍摄《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时，戴–刘易斯为了一个屈打成招的场景，足足三天三夜不睡觉，以感受当事人遭受的折磨，他还雇用一名警察来讯问自己。在拍摄《杰克和罗斯的情歌》（The Ballad of Jack and Rose）时，他刻意与妻子分居，好让自己感受濒死男子的孤寂。在拍摄《林肯传》（Lincoln）时，即使不是在演出状态，他也维持高亢的肯塔基腔，而且要求片场的人看到他都要叫他总统先生。
戴–刘易斯是“方法演技”的著名奉行者。这种表演方式由苏联剧场导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创，于20世纪30年代闻名于世。导演认为，成功的表演者必须让自己完全投入主角的性格与精神之中。想完全体现角色，不只是外观动作，还包括精神气韵，“因为那才是努力的重点，才是探索的目标。喝茶、微笑，并不如探索那么吸引人”。戴–刘易斯的目标不只是洞悉他饰演的角色，好让他能真实地传达角色的精神，他的目标还在于探索自己。戴–刘易斯说：“我对于跟我的生活相差极远的角色一向很有兴趣，那些角色的奥秘令我心向往之。用非主流的话来说，我选择用别人的人生来探索自己的人生。”1
方法演技体现了许多高同理心人士拥有的一项习惯：他们愿意投入体验同理心的极限运动。与戴–刘易斯一样，他们认为理解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直接体验他们的生活，让这些经验蚀刻在他们的皮肤与心灵上。这个过程不会造成人格的合并，完全磨灭自我的认同，而这个状态既不可能发生，也没有人希望它发生。应该说，它是超越自身经验、信仰与情感的限制来进行思考。男人饰演女人，富人饰演穷人，年轻人饰演老年人，这种状况相当常见。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人要像最优秀的演员一样敏感、多变，而且拥有想象力。
经验学习也许是要求最多的一种培养同理心的方法，它远比交谈或看场电影要来得困难，却可能产生最丰厚的收获。从事经验学习有几种方式，每一种都颇具挑战。在范围的一端是身体的“融入”，就像戴–刘易斯为了饰演布朗而坐在轮椅上好几个月。另一种选择是“探索”，我们要像人类学者一样外出探索与仔细观察与我们不同的人生与文化，进行一场同理心的旅行。最后一种形式是“合作”，在充满考验或创伤的环境下，与他人一起工作，使我们与他人达成同理心的结合：这种状况与其说是设身处地，不如说是同舟共济。在这段经验旅程中，我们的伙伴包括了首开先河的卧底采访记者、胸怀抱负的阿根廷医生，以及你当地的合唱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