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我爱我的敌人，我痛恨的是令我们相残的体制
今日我们认为曼德拉是同理心的代表人物。或许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像他一样，愿意站在政敌的立场思考，并且用人性对待他们。自从1990年获释以来，曼德拉一直持续寻求与南非白人和解。举例来说，在1995年世界杯橄榄球比赛期间，曼德拉要求南非黑人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伍，尽管队伍里几乎都是白人，而队伍长期以来一直是受憎恨的种族隔离的象征。18曼德拉知道，对白人投以同理心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他希望以此避免国家陷入内战。
然而，如果让时光倒流，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故事。曼德拉从年轻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同胞在种族隔离下受苦感到不忍，而他也感受到法律制度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帮凶。起初他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宝剑”，可以用来对付种族歧视，于是他成为律师。然而，1946年，曼德拉与其他非洲民族议会青年联盟成员对于法律与立法改革抱有的可能性幻灭，他们于是转而支持非暴力的抗争行动，这是效法甘地在印度进行的抗争。曼德拉认为，他们“必须违反法律，必要的时候要为自己的信念入狱”。
几年后，曼德拉认为这种做法也失败了，于是他寻求更激进的做法。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曼德拉成为使用武装暴力来达成非洲民族议会政治目标的领导人物。他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而且秉持着非洲民族主义的理想，他梦想能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他甚至在自家客厅墙上挂了斯大林的照片（此外还有罗斯福、甘地与丘吉尔）。到了1955年，他深信游击战是唯一的出路。他在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写道：
对我来说，非暴力不是道德原则，而是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算不上什么道德上的善……最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武装与暴力抵抗。我们已经多次使用非暴力的武器，演说、代表、威胁、游行、罢工、静坐、自愿入狱，但都没有用，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遭受铁腕压制。自由斗士在艰难困苦中领悟了，是压迫者决定了斗争的本质，被压迫者只能被动地使用压迫者使用的手段。某方面来说，对方这么对你，你只有这么对付对方。19
于是曼德拉在挫折、愤怒与无能为力的感受驱使下，终于成了革命分子。他走向地下，组织了“民族之矛”，也就是非洲民族议会的武装团体。他研读了游击战术，包括格瓦拉的作品，而且前往埃塞俄比亚学习制作炸弹与“像士兵一样思索”。曼德拉在受审时表示，在1962年8月他被捕之前，他一直是民族之矛的关键人物。曼德拉入狱期间，民族之矛仍持续活动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南非各地进行破坏与炸弹攻击，虽然已经尽可能减少人命伤亡，但还是杀死了一些平民。结果，国际特赦组织从未要求释放曼德拉，因为该组织从不为支持或使用暴力的人发声。20
不过，到20世纪80年代末，曼德拉已开始看出，同理心才是建立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最有效的政治工具，而非枪炮暴力的威胁。他了解自己必须与政府建立信任关系，进行合作而非对抗。他也对先前的敌人产生人道主义态度与同理心，而这也成为他获释后的行动方针：“在狱中，我对白人的仇恨消退了，我对体制的憎恶却与日俱增。我希望南非知道，我甚至爱我的敌人，我恨的是令我们彼此相残的体制。”21
曼德拉与格瓦拉是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与社会正义观南辕北辙。举例来说：曼德拉相信代议制民主，格瓦拉则倾向由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曼德拉显然从未像格瓦拉那样实施政治处决，因此不像后者那样恶名昭彰。不过，曼德拉与格瓦拉还是有共同点：他们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方式从事政治，他们认为武装斗争是获得正义的正当与必要手段。虽然两人都受到同理心的激励，但两人使用的是今日高同理心人士绝对不会采用的手段。凡是反对使用暴力的人（包括我在内），以及反对通过目的使手段正当化的人，也许可以试着挑战自己，设身处地思考格瓦拉或曼德拉这样的政治人物。如果我们置身在格瓦拉或曼德拉面对的环境里，我们是否也会感到没有选择，只能违反我们的同理心本能而采取武力，从而使我们与他人的生命陷入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