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为什么应该参加地方合唱团
经验的同理心来自直接融入，或来自旅行探索不同的文化。除了上述两者之外，同理心也能借由合作产生。当一群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或者彼此拥有共同的经验时，很容易构成一个关怀圈，而且会在无意间产生同理心的融合。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表示，合作可以让“彼此毫无瓜葛或利益冲突，彼此相处不融洽或地位不平等，彼此之间缺乏理解的人结合为一体”。23
想探讨合作与同理心的关系，最好的切入点就是观察人类对灾害的反应。文化思想家丽贝卡·索尼特走访北美与墨西哥遭遇天灾（如“卡特里娜”飓风）与人为灾害（如“9·11”事件）的灾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些灾民在谈起受灾的过程时，脸上经常出现“幸福的神采”。24他们描述的不是创伤与悲剧，而是共同体的感受：原本不相往来的邻居，在灾后全自发地聚在一起清理家园。他们也提到对个人价值与连带感的感受，大家在搭建的简易厨房烹煮，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发挥同理心协助需要帮助的人，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搭救。
索尼特提到一名巴基斯坦的年轻穆斯林在逃离倒塌中的双子大楼时不慎跌倒，此时一名哈西德派犹太教徒抓住他的手，将他救往安全的地点。该穆斯林对索尼特说：“真想不到他会出手救我。要不是他，我可能已经被玻璃与碎屑掩埋。”一名年轻的建筑师回想“9·11”事件后有许多志愿者协调捐赠的粮食、靴子与其他必需品到事件发生地。他说：“大家真的是齐心合力在做这件事，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你会发现有些人明显是外来移民，英文还不太灵光，而有些人假日原本只会待在家里做填字游戏，但现在全都来到现场帮忙。”有些人注意到纽约的气氛就像个凝重的嘉年华：“没有人上班，但每个人都主动跟陌生人说话。”25
索尼特发现媒体对灾难的标准陈述总是“民众惊慌地到处奔逃，自顾不暇”，但这些并非事实，更常见的是民众很快就聚集起来彼此帮助，并且以小区为单位组织了救济单位。他们没有中央指挥体系，也没有层级，但行动起来井井有条，官方的力量到来已是很久之后的事：
地震、爆炸或巨大风暴肆虐破坏之后，绝大多数民众都是利他的，他们快速地援助周遭的人，并不区分彼此是陌生人、邻居、朋友，还是亲人。灾难发生时，灾民自私自利、惊慌奔逃甚或打家劫舍的说法，跟现实相去甚远……人性在面对灾难时，呈现出来的多半是适应环境、提供助力、慷慨、同理心与勇敢。26
索尼特的研究得到一项成果，我称之为“同理心合作原则”：当人们共同面对紧急的状况，或让他们追求共同的目标时，往往容易引发同理心。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指我们要四处寻找灾害发生地，才能成功召唤同理心。我们可以找陌生人一起合作一项计划，同理心不一定要是计划的主要目标，但同理心会在合作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进入合作者的心灵，使合作者对他人抱持的假定与无知渐渐消除。我们逐渐发现，我们的渴望和生活与其他我们素未谋面乃至于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紧紧交织在一起。
同理心合作原则的最著名例子发生在1971年，地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恶名昭彰的三K党领袖克莱本·埃利斯在一次公共会议中被劝说加入了教育委员会，处理当地学校的种族问题。他被迫与非裔美国民权活动分子安·阿特沃特共事，阿特沃特一直是他痛恨的人物。但在共事的过程中，埃利斯发现，他与阿特沃特的共同点多得出人意料，例如他们两人都出身贫困，为了赚钱两人都做过清洁工作——他是杜克大学的工友，而阿特沃特则是帮佣。埃利斯放下了偏见，他不仅对阿特沃特的态度改观，也对她的黑人社群产生不同的看法：“我开始正眼看黑人，跟他们握手，把他们当成普通人……我觉得自己好像重新活了一遍。”10天后，他在一场社群会议中，当着上千人的面，把他的三K党党证撕掉。他后来成为民权活动人士，而且是某工友工会的领导人，该工会有70%是非裔美国人。埃利斯与阿特沃特成为终身的好友。27
最近的例子是“西东合集管弦乐团”，这是1999年由文化评论家爱德华·赛义德与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共同创立的乐团。这个乐团集合了中东的年轻音乐家，因此你会看到来自特拉维夫的犹太大提琴手与来自拉马拉的穆斯林小提琴手一同演奏的情景。巴伦博伊姆说：“把我们的做法说成是和平计划是溢美了。我们的动机不是如此。乐团成立的目的不是和平，不管你演奏得好还是不好都跟和平无关。乐团成立主要是避免无知。我们的计划是基于这样的精神：我们相信人必须认识彼此，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了解他人的想法跟感受，但我们不一定非同意对方不可。”28这当中的巧妙之处在于，乐团的成员不需要参与同理心工作坊来克服文化差异，他们只需要一起演奏音乐就行了。
这么做管用吗？不一定。有些评论者认为，管弦乐团不是社会和谐的乌托邦，而是让有野心的年轻人有机会在德高望重的巴伦博伊姆面前一展才华。还有一些评论者提到音乐家之间的冲突，例如有些阿拉伯人认为以色列人在演奏阿拉伯音乐时缺乏感觉。这是个现实的评估：一起工作会造成团体内的嫌隙，也会产生合作情谊。29但西东合集管弦乐团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互信互助的演奏团体。巴伦博伊姆回想起曾经有这么一个时刻，一名以色列人与一名叙利亚人共享一个谱架，两人都用大提琴弹奏相同的音符，显示出同样的力道与表现方式：“他们尝试着一起做这件事。当他们演奏同一个音符时，光是这么简单的事，就能使他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看待对方，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共同的经验。”乐团中的以色列成员，中提琴手阿米哈伊·格罗斯认为，乐团就像一个“人性实验室，可以向全世界展示如何与他人相处”。30为了挑战困难的曲目，乐团甚至演出了瓦格纳的作品，这是纳粹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时演奏的作品。
我们可能未受过训练，无法成为乐团的成员，但我们可以歌唱，或至少乐在其中。在英国，团体歌唱，特别是小区的合唱团，似乎正兴起一波19世纪以来所未见的强大复苏潮。其中一个触媒是《合唱团》（The Choir），这是2006年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电视剧。其情节是年轻而充满魅力、但有时又带些怪癖的合唱团团长加雷思·马隆来到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并且临时找了业余人士，在仓促之下成立了合唱团，他将训练团员参加大型而公开的表演活动。他曾经与不同的团员合作，包括邮局员工、学童、军职人员的妻子与女朋友，以及住宅区的居民，这些合唱团演唱的地点五花八门，从伦敦的阿尔伯特音乐厅到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合唱比赛。参加的人都说这种经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合唱带给他们自信，使他们为自己与他人感到骄傲，让他们产生共同的归属感，同时也让他们知道了许多好歌。但这个经验也产生了预期之外的东西，那就是同理心。
马隆的合唱团将许多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原本互不相识，或者是生活与工作的地点相近，但彼此的社会与职业背景大不相同，因此很少互动。在曼彻斯特机场合唱团里，一名信奉锡克教的飞行员旁边站着负责处理行李的人员，此外还有一名安全警卫，站在他旁边的是一名非裔加勒比人，而且还带了威尔士的血统。在英国公用事务企业“赛文·特伦特水资源公司”，高级主管站在歌声完美的管道工人旁边，努力地唱到该有的音高。在英国皇家邮政公司，马隆注意到“预演与实际演出的结果，使就职于同一家公司但彼此从未谋面的一群人结合成紧密的团体，现在他们以朋友相称”。31最引人注目的冲击发生在刘易舍姆医院，这里的合唱团逐渐打破员工对其他层级人员的成见。如马隆所言：
我在休息时间跟一个名叫阿龙的制药公司的清洁工聊天，他说，参加合唱团之后他才了解上层的人压力有多大。埃迪，是位毒舌的血管外科医生，总是有点慌张地来参加预演，或许是因为他才帮一名可怜的病患割除了某个部位的缘故。在合唱团里，大家并肩唱歌，无论是亚伦还是艾迪都获得了安慰，也让他们更有人性。32
这些成果并不让我们惊讶：同理心合作原则的作用原本就是如此。的确，合唱团内部也会出现冲突，团员可能会为了谁可以独唱而起争执。但一般来说，紧锣密鼓的练习，加上共同面对的挑战，这些都足以让人越过内部的藩篱，产生牢固的友谊并相互理解。虽然电视节目强调经验的美好部分，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团员们产生的同志情感与同理心是非常强烈的。刘易舍姆医院的一名护士说得很好：“参加合唱团最好的一点，就是它让整个医疗体系里担负不同职责的人能联系起来。我在新生儿病房工作，一般来说我跟外科医生、清洁工或语言治疗师不会产生任何关系。参加合唱团让我有机会跟他们互动，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拓展我的人际关系。每家医院都该成立一个合唱团。”33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这种合作的机会？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尽管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西方鼓吹个人主义文化而传统也不断瓦解，在我们的周遭依然还有许多可能。你也许参加了一个社区合唱团，或促使当地图书馆继续开放的团体。你可以每个星期日下午到公园踢五人制足球，或成立一个男女不拘的编织团体。总之，想办法让自己参加一个团体，团体是促进合作的温床，可以让不同背景与不同年龄的人产生同理心。一开始，你也许还摆脱不了自己的成见，但没过多久，你将乐意与股票经纪人分享种子，也会帮老修女除草。34
你唯一需要担心的是，社区与社区之间会因为拥有各自的计划与组织而壁垒分明。宗教、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都拥有一段黑暗的历史，导致社会分裂以及让人与人彼此对抗。对于这些，我们应该谨慎提防。“我们”是一个“危险的代名词”，社会学家森尼特说，因为它加强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区别。森尼特又说，“社会纽带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互信感”。35当我们必须一起工作时，例如在合唱团里或遭遇灾难之后，我们就融入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社群之中，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同理心与社会和谐，而非不宽容。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类就像所有动物一样，天生倾向于互助。36我们应该努力创造相互依存更加紧密的社会，让互助与社会合作协助我们的同理心自我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