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文化：从数位革命到同理心革命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数位革命有助于拓展椅子同理心。数字网络不同于书本、电影或照片，可以让全球千千万万个人实时联系。目前全世界的网络用户已突破27亿人，就连上海的工人和马拉维的佃农都会用手机上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机用户多过欧洲。）29此外，网络平台允许双向互动，不像电影或小说只有单向灌输。我们只要点几下鼠标，就可以跟几乎任何国家的人交谈，如同面对面聊天，但我们其实依然坐在家中抱着自己的猫。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指出，在线文化会让我们迎向一个落实同理心的文明，“互联网的新发展可能会在一个世代之内促成人类想法的改变，全球正面临转折点……我们能推动扩及全球的同理心运动，这已非遥不可及的梦想”。30
我们该如何利用数字科技在21世纪创造一个富有同理心的时代？我先前的想法是找出一套绝佳的同理心应用程序，帮助许多人学习如何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并与彼此建立亲密情感。然而，我的寻找过程不太顺利，我发觉现有的网络平台难以促成同理心革命，现有的数字科技与应用程序反倒会腐蚀人心，害得同理心日益低落。
后来我在自家厨房重新燃起对网络文化的希望。每逢星期天早上，我的孩子们会在牛津市起床，下楼跟悉尼的祖父母共进早餐。如何办到这一点？这就有赖Skype（一款即时通信软件）的帮忙了。祖父母会在笔记本电脑上出现，旁边摆着果酱与吐司。我的孩子们还在学习讲话，我爸则试着别声音太大而盖过他们的话，因此起初大家聊得不太自然，但渐渐得心应手，不太受软件功能打扰，尽管有汪洋万里阻隔，依然能借由聊天培养关爱与同理心。诸如Skype等工具让来自世界两端的对话变为可能。我遇到过英国的老师替班上学生与肯尼亚学童彼此配对分组，大家可以上网聊天，明了彼此生活的差异。我也遇到过几个组织试着让富裕国家的咖啡迷跟贫穷国家的咖啡农一起上网聊天。31
我刚开始寻找绝佳的同理心应用程序时，对“轮盘聊天室”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个聊天室在2009年由一位俄罗斯青少年创立，如今在全球约有150万用户。你登录聊天室之后，会与另一位陌生人随机配对，彼此视频聊天。如果想换对象，只要点选“下一位”，就能跟下一个人建立联系，对方可能来自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市，也可能来自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我很快发觉轮盘聊天室里没有多少同理心可言。大家平均每两秒钟就点选“下一位”，罕有机会彼此深谈。更重要的是，诚如媒体学者谢里·特克所言，你常会碰到对方在自慰，对你毫不礼貌，或对你毫无兴趣。“轮盘聊天室把人际关系推向极端：脸蛋身材成为目标。”特克表示。使用者不欲探索彼此的共同人性，毕竟既无兴致亦无诱因。32原则上，像轮盘聊天室这样的平台能让陌生人面对面聊天，原本应该能大大激起同理心。倘若换个名字（例如“同理心交流站”），搭配弹出式聊天菜单，应能吸引到想了解异国文化的网友。
我找到另一个网站“Ambient”时燃起一线希望。这款应用程序能“让你在周围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获得乐趣，甚至改变人生”。首先你得建立个人档案，列出爱听的音乐，爱读的书，还有其他兴趣，等你出门上街时，手机会显示周围是否有用户跟你兴趣相投，甚至显示你跟对方是否有共同好友，你可以传信息过去，例如邀他们共进咖啡。问题在于，这款程序跟多数交友应用程序一样，旨在让你跟志同道合或交友圈重叠的对象彼此联系，但通常得遇到天差地别的对象才会刺激同理心。
电玩游戏又如何呢？我认为帮助不大，毕竟许多游戏都诉诸枪械与暴力。比方说，《侠盗飞车：罪恶都市》（Grand Theft Auto:Vice City）的玩家是靠引诱并杀害妓女以取得分数。这类游戏很难推动同理心革命：事实上，玩家容易在自私野蛮的游戏世界变得精神变态。33不过据我所知，市面上有越来越多诉诸同理心的游戏，也就是游戏界所谓的“模拟他人游戏”。最近我试玩《癌症恶龙》（That Dragon，Cancer），在游戏中扮演一位父亲，4岁大的儿子罹患癌症晚期。这款游戏与众不同，你没有任何神奇力量，反而得处理濒死之苦与死亡之痛，玩得伤心欲绝，感叹不已。34我推荐的另一款游戏是《和平调停人》（Peace Maker），你在游戏中会担任以色列总理或巴勒斯坦总统，在双方冲突期间试着找出两国皆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游戏设计人员表示这是一款“提倡和平的电脑游戏”，并强调“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在于激起同理心，从多重角度深入了解对方”。35这款游戏鼓励玩家建立认知同理心，因为获胜关键在于通盘考虑各种利害关系人的观点，兼顾激进派与温和派，促使大家携手合作。这款游戏以照片和影片呈现双方冲突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例如播放某位巴基斯坦妇女因亲属过世悲哭的画面，因此也能激起情感同理心。
电脑游戏《和平调停人》的画面截图。
不过我们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吧。《和平调停人》这类游戏仍属凤毛麟角，目前也尚无严谨研究检视游戏玩家是否会在真实世界付诸行动，实际展现同理心。此外，大多数软件开发商无意设计有助于激发同理心的网络平台，因此我们只剩轮盘聊天室这样的网站可供选择。然而，你大概会想，诸如脸谱网和推特等热门社群网站正让无数世人彼此联系，交流想法，分享心情，例如互诉生活挫折、政治观点或宗教见解，这种无远弗届的交流对话难道无法促成全球性的同理心变革吗？
遗憾的是，这只是乌托邦式的美梦。就激发同理心而言，社会媒体与数字科技实在有利亦有弊。雅龙·拉尼尔是一位思想家暨虚拟现实的先锋，他的观点有助于探讨这个议题，并能套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拉尼尔相信，“面对任何科技时，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它会如何改变人类”。36我们得探究网络世界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与性情。
拉尼尔抱持悲观看法，认为今日盛行的社交媒体与数字网络正在抹除大家的独特个性。他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波网络浪潮期间，许多人会自行设计风格独具的网站，展现出一种“自大炫耀”之感。在个人网站百花齐放的时代结束之后，“各种由雄厚资金支持的网站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吸引首度上网的年轻人群在脸谱网这样的网站建立千篇一律的个人页面”。越来越多的网友把现有框架套在自己身上，借此界定身份，而非追求独一无二的多变样貌。37小说家扎迪·史密斯认为这样的结果是“个人特质遭到抹杀”。她提醒我们：
我们现在最爱以脸谱网接触外界，但脸谱网最初由一个哈佛大学大二学生创办，依据的是他身为哈佛大学大二学生的个人成见。你的感情状态为何？（选一个吧，而且只能选一个。你得让大家知道。）你有在“过日子”吗？（快发布照片证明。）你有正确的个人喜好吗？（列一份清单吧，项目包括电影、音乐、书籍和电视节目，但不含建筑、想法或植物。）
有了这些分类，你更容易知道自己跟对方有何共同之处，方便彼此“联络”，但每个人的复杂特质却遭抹除。此外，通过脸谱网交流的质量高低有待商榷。史密斯认为多数社会媒体“使得用户之间的联络变得贫乏浅薄……脸谱网认为互相分享个人琐事就是所谓的‘友谊’”。38爱面子的人通常认为在脸谱网有数千名“好友”十分重要，在推特有数千名“追踪者”亦然，由此证明人际关系乃是重量不重质。越来越多证据也显示，由于数字文化追求快速，我们的注意力渐渐不够集中，很快就会分神。我们不断迅速切换窗口与程序，习惯于一种被称为“持续分心”的状态，越来越无法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某一件事，像是读文章或聊天。39
问题在于，要培养同理心最好是与人深交，我们必须了解别人独一无二的世界观，而非只看预先想好的在线个人档案。网络帮助我们接触全世界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你们都爱折纸，或信仰天父，或关注热带雨林保护工作），也让我们留意陌生地方的重大事件（日本正遭台风侵袭，大马士革爆发街头抗争），但各个网络平台并非被设计用以协助使用者踏进别人的内心。它们旨在促进用户快速交换信息，而非较为困难的交流情感。我们是否真的有办法靠短消息、推文和表情符号传达最根本的想法与情感？我想恐怕不行。除非我们是俳句诗人，否则很难单靠140个字道尽我们的身份与生命关怀。
根据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家埃利亚斯·阿布贾乌德的见解，问题主要不在于数字文化“抹平”我们，而是在于它让我们人格分裂，渐渐发展出与平时不同的“在线人格”或“在线身份”：“所有会上网的人都有个虚拟自我坐在身旁。”40此外，虚拟自我开始支配起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人把上线当成常态，醒着的时间超过一半都拿来上网：美国青少年每天平均上网8小时，更新脸谱网状态，观看影片，发信息给朋友。41
阿布贾乌德认为另有在线人格确实有点好处，例如有些人觉得在网络上比较容易敞开心扉。此外，在网络上表露身份不必害怕遭歧视：如果你是住在得克萨斯州乡间的十几岁男同性恋，也许能在网络上找到归属，但在现实生活中出柜可能会遭众人疏远。然而，在线人格的坏处也显而易见。阿布贾乌德强调的一大坏处在于在线人格容易导致自欺与吹嘘。无论是填写交友档案，还是像阿凡达般获得崭新人生，我们都很难不“假装更苗条，更受欢迎，或更加成功”。我们总忍不住在交友网站谎报职业、薪水或学历，以及为自拍照修图。
另一个坏处在于，网络匿名恐造成“在线放纵效应”，让人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我的在线文章或访谈视频底下不时会出现极端刻薄无礼的评论，若亲自面对面，对方几乎不会口出恶言。网络霸凌也成为学童之间的严重问题。阿布贾乌德清楚指出，“言行举止在一般场合会受到规范，在网络上却时常失控”。42
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在线人格容易流于自恋，进而影响到平时的人格。在线自恋最清楚的表征就是“自我搜寻”（又称作“自恋搜寻”），其定义为“上网搜寻出现自己的相关网站与出现次数”。47%的美国成人承认做过自我搜寻。43此外，有些人会出现成瘾症状，像是不断查看自己的推特有多少追踪者，耗费数小时修改个人档案，或者刻意发文吸引别人加你“好友”或替你“点赞”。事实上，我们正在变成虚拟广告板，向网络顾客推销我们的人格。难怪现在有研究指出，一个人在脸谱网与其他用户交流越频繁，在自恋测验中的得分就越高。44
不过，显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自我搜寻或同意每个交友邀请。有些人会利用网络的力量广泛唤起同理心，激发政治变革。2009—2012年，政治抗争在全球风起云涌，纽约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马德里出现学生抗争，突尼斯和德黑兰也有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些统统有赖于数字科技与社群网站，否则根本无法发生。抗议人士靠脸谱网彼此集结，以推特散布消息，借Yfrog（在线相册）、Flickr（图片分享网站）跟YouTube（视频网站）把照片与视频四处传播。政治分析家保罗·梅森认为手机使社交媒体更具威力：“我们可以看到，每当群众遭受镇压，就会有一只只的手高高举起手机，宛若一只只鸵鸟，纷纷拍下镇压或反抗的照片，实时呈现在全球面前，让政府无从遮掩。”45
激起这股抗议狂潮的因素很多，包括怒火、经济困境、反独裁主义、对政府的失望，还有对个人自由及社群意识的渴求。杰里米·里夫金认为同理心亦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伊朗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充满瑕疵的选举结果。其中一位年轻女子名叫娜达，以前是医学系学生。就在朋友为她拍照之际，她竟惨遭军队射杀。一小时以内，全球数百万名网友已经知道她的脸谱网，查出她的家人，了解她的观点。现在全球有数百万名年轻人深深认同她，把她当作姊妹。全球民众对她感同身受。这是同理心革命的开端。46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知道数字科技有助于传播强烈情绪，例如同理心或怒气。然而我们也看得出来，如果单靠数字科技与社交媒体本身，实在无法长期延续大型抗争所需的情绪能量与实际行动。社交媒体是一个绝佳工具，可以用来立刻招集民众参与抗议行动，把当前状况传播到全球各处，却难以提供必要的养分，帮助社会运动取得长远的成功。参与人士无法单靠推特阐明他们原本显得笼统的政治目标，无法发展领导体系与策略，也无法长期维持支持者的热情。一般而言，这些有赖于面对面开会讨论，得耗费许多时间苦心组织。另外也别忘了，虽然网络可以使非常多人涌起强烈的同理心——相信你还记得有关科尼的纪录片[1]，却通常难以在现实世界激发星火燎原的实际行动。我们也许会陷入所谓的“懒人行动主义”时代，大家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看一段影片，或是点击一份在线请愿书，就算是实际参与政治行动了。47
现在回来谈谈个人，我们又该如何界定自己与数字科技的关系？我们越来越深陷网络世界，得扪心自问网络如何重塑人格特质与人际关系。网络是否让我们得以跟一大堆人泛泛而谈，却不思建立深厚情谊，以致无从激发同理心？我们在网络上是否变得自我陶醉，自我吹嘘？在探讨网络文化会如何影响性格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我想乐观其成，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目前这种形式的数字革新不是通往同理心文明的康庄大道，反而可能让世界重回20世纪70年代的氛围，“自我的年代”死灰复燃。数字科技似乎使人类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
如果你想扩展同理心，并守护现有成果，就该在接触网络时妥善思考，甚至谨慎以待，千万不要只求网上风风光光，却不反思网络如何影响自己平时的人格身份与人际关系。苏格拉底对此也许会说：认识网络上的你自己。如果你厌倦网络上此起彼落的闲聊瞎扯，开始渴求深厚情谊，或者你变得以自我为中心，麻木不仁，那么你也许该着手减少上网时间，别老是跟这颗“全球电子大脑”休戚与共。
尽管我疾声警告，却依然一心一意想找出最有效的同理心应用程序。然而，我意识到我们也许该跳出现有的程序，开发出专门用于扩展认知同理心与情感同理心的全新软件。我衷心期盼精通计算机技术的读者能挺身而出，开发像轮盘聊天室和《侠盗飞车》般广受欢迎的同理心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