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上最多陌生人彼此接触的时期
综观历史，同理心时常兵败如山倒：拉丁美洲殖民地满是血腥暴力，大屠杀时力求亡族灭种。相较之下，史书很少记载同理心的凯旋时刻，例如整群民众如何对陌生人设身处地地考虑，了解他们遭受的痛苦折磨，采取行动助他们脱离苦海。最具启发性的例子来自英国史上最多陌生人彼此接触的一段时期，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借由同理心改变社会。
1940年，难民儿童正在等候火车进站。
战时伦敦的一个代表画面是挤满儿童的火车月台，他们紧抓一包包小行李跟食物，正要从城市撤走，逃离德军的轰炸。1939—1944年，英国出现许多次撤离潮，在政府主导下，超过200万名儿童从城市搬至乡间。1他们不是住在难民营，而是住在寄养家庭，多数儿童一住就是好几年。历史学家A. J. P. 泰勒把这些撤离行动描述为“社会革命”，因为这段过程催生出许多儿童福利政策。2同理心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惜常遭忽略。
撤离过程牵涉实际层面与心理层面的许多难处，尤其在1940年伦敦大轰炸发生之前，更是困难重重。寄养家庭位于乡间小镇，许多家庭都找不到足够空间给撤来的儿童，中上阶层人家尤其不愿配合收容政策。3恶名昭彰的“奴隶市场”出现，寄养家庭会挑选收容对象，这在挑剩的儿童心中留下伤痕。儿童饱受长年骨肉分离之痛，施虐个案偶有所闻。有些寄养父母抱怨他们收容的儿童会半夜尿床，会口出恶言，会做不法行为，而且政府补贴金不敷使用。4
找出问题很容易，解决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战时条件严苛，计划时间不足，撤离行动的想法前所未有且规模庞大，对比之下，撤离计划已算相当成功。大致而言，儿童获得妥善安置，接受寄养家庭的悉心照顾，还上学结交朋友。在探讨战时社会服务的权威研究报告中，理查德·蒂特马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寄养家庭与难民儿童是“怀抱包容之心跟对方碰面，一起克服共同生活的种种难处”。5某份发表于1947年的探讨牛津郡撤离收容状况的研究写道：“谨以这份调查纪念抗战时期的无名寄养妈妈，她们尽心尽力地照顾其收容的孩子。”6
许多研究争论收容质量的高低，但忽略了一个重要层面：那些富裕乡村人家是第一次接触来自都市的穷人。突然间，伦敦或利物浦等大城市的儿童挤进数十万个乡村家庭，他们原本住在城里的贫民窟，骨瘦如柴，营养不良，饱受蚊虫虱子困扰，没有鞋子或合适的内衣裤。这些贫困儿童涌进家家户户的客厅，吓得寄养家庭大吃一惊。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1943年的某篇社论，大批难民“使全国上下看到社会中的污点”。7
这次撤离引发众多民众展现同理心，其规模在英国史上数一数二。乡村居民进入城市穷人家的人生，尽管无法目睹伦敦东区廉价公寓的悲惨境况，却能亲耳听到孩子们的直接描述，看见贫困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可怕阴影。城里贫民的惨状原本不见天日，现在却萦绕于乡村居民的脑海中。寄养父母不见得都能接受眼前的冲击，许多中产阶级夫妇看见儿童弄脏他们的沙发就一阵反胃，但其他人心疼得潸然泪下。8然而，不管反应为何，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该采取行动。英国民众的良心觉醒了。
撤离结束后，大众掀起一波行动。许多人投书《泰晤士报》（The Times），或者寄信到全国联合妇女组织和妇女志愿服务协会等，要求政府修改儿童卫生政策，呼吁国会议员推动改革。在第一波撤离行动期间，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从不知道英国境内有这种情形，不禁为自己对周遭同胞的无知感到羞耻。从今以后我会设法弥补，帮他们争取更干净卫生的生活条件。”9
政府几乎立刻颁布有助于提升儿童福利的法规，影响非常深远。由于当时英国正在浴血奋战，政府的即时反应更显惊人。学校营养午餐的质量提升，儿童与孕妇可以购买便宜牛奶，维生素跟鱼肝油列入配给项目。整个20世纪40年代初，政府订立新法改善儿童的公共卫生、营养条件与教育环境，多数做法都在战后延续至今。1019世纪制定的济贫法已不合时宜，几十年来社会福利体制运作不良，却在这短短几年之间获得充分改善。难怪A. J. P. 泰勒下结论说：“撤离行动让我们因祸得福。危急存亡之秋，反倒成为社会政策获最大丰收的时期……德国空军是促成我们转为福利国家的有力功臣。”11
多数历史学家认为，1942年发表的《社会保险报告》促使战后工党政府建立国家卫生局，英国因此转为福利国家。然而，最重要的儿童保障法令则源自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原因：乡村寄养家庭碰到难民儿童时涌起的同理心。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同理心不只是局限于个人层面的善意感受，而是可以进一步唤起大众携手推动社会变革。假设这段历史重新上演，阿富汗、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数十万名儿童由于战争之故，纷纷送到全欧洲与北美的寄养家庭，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假设拉丁美洲各大城市的贫民突然可以搬离家园，住进富人的豪华公寓，从设有门禁的高级小区俯瞰自己原本居住的铁皮屋，又会衍生什么影响？这两个假设都不算多么遥不可及。不过事实上，许多大众发挥同理心的例子（例如撤离行动）源自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无法轻易重现。当年提出撤离计划的官员与政治人物，起初应该无意激起儿童福利政策的彻底变革。这就是古罗马人所谓的“机缘改变人世”。
可是，难道我们因此该袖手旁观，静候某个类似大事件席卷而来，因为反正一己之力渺小得微不足道？当然不是。古往今来，人类已主动借由社会运动群策群力，发挥群体同理心，促成文化与政治变革，通常大有斩获。为求从历史获得启发，点燃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体同理心，我们得检视改变西方历史的三大同理心浪潮，首先从18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