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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浪潮：人道主义在18世纪风起云涌

马克思说推动人类历史的根本力量是阶级斗争，达尔文认为是物竞天择，也有人觉得掀起变革的最重要力量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政权的争逐，或是科技的进步。12

如今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认为传统观点忽略了一项要素：同理心。他们相信历史受到同理心的影响程度很大，与受到阶级与科技的影响不相上下。社会学家里夫金说：“同理心意识带来种种惊人发展，与人类历史密不可分。”心理学家平克认为“同理心的扩展”是过去500年残暴行径减少的一大功臣，这些暴行包括严刑峻法、奴隶制度与迫害弱势群体。13

我也相信同理心是推动历史上种种重大变革的关键因素，虽然其功效至今遭人忽视。然而，我没有里夫金和平克那么乐观。他们似乎认为人类的同理关怀在过去几个世纪呈线性稳定发展，从家庭与部落开始，发展至地区与国家，如今扩及整个人类社会。这种观点带有启蒙时代的思维特点，认为人类不断进步，却无从解释为什么许多罔顾同理心的重大事件反复接连上演，包括犹太人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还有前南斯拉夫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种种惨剧。我跟他们持相反意见，认为历史如同潮起潮落，某个地区在某段时间会经历同理心浪潮，但骇人惨剧向来可能接续上演。前一世代怀抱同理心，不代表下一世代也会如此。

回望近代西方历史，全世界总共兴起过三大同理心浪潮，各自扩展世人的道德关怀。第一波浪潮是全欧洲兴起人道主义组织与运动，起于18世纪并延续到19世纪。

为求充分了解这场同理心革命影响有多深远、意义有多重大，我们得先明白1 700年以前的欧洲之血腥残暴，完全超出现代人的理解。当时，审判过程中的酷刑是被允许的，执法人员会以尖钩、尖刺、木桩和锯子弄断犯人的骨头，削下犯人的血肉。如果你不幸遭指控为亵渎神灵或施展巫术，或者不从军令，你会在市政广场遭受活埋之刑，或者被处以绞刑、溺刑或被大卸八块。虐童时有所闻，弃婴与杀婴多得惊人。奴隶制度根深蒂固。如果出现争端，双方通常不会坐下来谈，而是复仇雪恨或决斗至死。14

然而在接下来的百年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许多残暴行径遭立法禁止，或至少不再常见。人道主义关怀席卷欧洲大陆，许多人纷纷挺身而出，各个组织应运而生，目标是对抗奴隶制度，改革监狱系统，提升儿童处境，还有终止司法酷刑。15平克指出：

在现代西方社会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死刑与酷刑已被大幅废除，政府也绝少对人民采用暴力手段，奴隶制度被废止，世人不再嗜血如命。这些变化统统发生于一小段时间，始自17世纪的理性时代，并在18世纪末的启蒙时代达到巅峰。16

这种巨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难道是因为各个理性主义观点抬头，例如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难道是因为商业兴起，大家要求和平合作以追求贸易畅达？学者对此莫衷一是，但近来有种观点渐渐流行，那就是新兴起的同理心文化是一大原因。平克把这股潮流称为“一种情绪层面的转变，大家变得对他人的喜怒哀乐开始感同身受”。17然而这种心态来自何方？

其中一个根源是“阅读革命”。当时识字率渐渐上升，中产阶级越来越多，他们会读小说与报纸，从而了解孤儿、贫困农工与受苦奴隶的处境，社会各阶层涌起休戚与共的感受。历史学家林恩·亨特认为阅读促进想象，不仅使许多人纷纷建立人道主义组织（尤其在18世纪下半叶），也让大众更想影响政权与追求平权，并体现于法国与美国的革命行动中。举凡鲁索的小说《朱莉》（Julie），或者理查森的《帕梅拉》（Pamela），许多动人小说触动读者的心弦，掀起一股同理心狂澜，规模之大前所未见。根据亨特的说法：

……“想象的”同理心是人权的基础。所谓的想象不是编造，而是一种信念，相信别人跟你相差无几。有关他人所受折磨的资料能激起想象的同理心，使人以全新眼光看待痛苦。小说也能激起想象的同理心，唤醒内心深处的感受。这些都有助于加强个人自发的同理心，大家能彼此携手，眼光超越自己的家庭，超越宗教，甚至超越国家，从而怀抱更普世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些体会和感悟，“平等”会流于浮泛浅薄，无法带来政治层面的改变。18

根据亨特的看法，重视人权的现代法治观念奠基于同理心道德观。然而，要证明阅读小说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联殊非易事，很难说是小说促使大众建立组织反对奴隶制度，或促成1789年的《人权宣言》。事实上，18世纪与19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不只是由阅读所激起，也是靠许多个人与团体努力推动社会运动，连晚上不读小说的人也一并动员号召。这类社会运动的显著特点在于诉诸同理心：它们显然想让大众学习设身处地了解他人的痛苦。

许多新兴的人道主义组织是由贵格会所建立的。贵格会是新教的一支，更正式的名称为教友派，由鞋匠学徒乔治·福克斯创立于17世纪中叶。贵格会信徒衣着简朴，认为世人与上帝有直接联系，而且相信平等、和平，以及社会实践的价值。历史学家泽尔丁则认为贵格会在创立至今的三个世纪以来，“其对人与人之间对待彼此的模式的影响大于任何政府”。19综观贵格会的历史，贵格会信徒始终认为我们该努力了解他人的生活与苦难。1763年，贵格会激进信徒约翰·伍尔曼接触宾夕法尼亚州怀厄卢辛的某个印第安部族。这个部族与当地白种移民冲突不断，伍尔曼想用他们的观点看待局面，后来写道：“我得以仔细思考这群印第安人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几乎开始同情他们了。”伍尔曼提倡对世人怀抱“同情心”（他指的其实就是“同理心”），拒绝缴税资助政府跟印第安人打仗，大力疾呼废除奴隶制度。20

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社会变革中，贵格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783年，英国贵格会建立起全球第一个鼓吹废奴与反对奴隶贸易的组织。历史学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指出，这群提倡废奴的贵格会信徒“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基督教经书，而是寄托于人类的同理心”。他们的目标是让大众清楚地感受到身为奴隶会有什么感觉，发自内心感同身受。他们把布鲁克斯奴隶船的画面印制成海报，画面相当震撼人心，你可以看到将近500位黑奴挤在黑暗闷窒的船舱里，前往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田。他们资助当过奴隶的黑人在英国各处演讲，栩栩如生地描述自身遭遇，例如被吊在吊架上，双脚绑着25千克的重物，再遭锐利的乌木条抽打。他们公开展示刑具，像是碎指器、铁箍，还有可以撑开嘴巴并强行灌食的器具，作用是防止奴隶绝食自尽。他们还要求民众拒买奴隶生产的蔗糖，这在史上可谓头一遭。由于贵格会不懈努力，数万个民众敞开心扉，对奴隶的痛苦处境感同身受。幸亏有这些创新办法，再加上其他因素（例如奴隶暴动），奴隶贸易在1807年被废止，后来奴隶制度也渐渐绝迹。21

贵格会在其他方面也当仁不让，例如积极推动监狱改革。代表人物是伊丽莎白·弗里，她从1813年开始走访英国各地监狱，惊讶于悲惨而不人道的狱中情景，尤其是女性与幼童囚犯的处境，后来写出《苏格兰与北英格兰监狱纪实》（Prisons in Scotland and the North of England）等著作，把所见所闻展示在大众眼前，详细描述自己在狱中独自待上整夜的感受（这堪称早期的同理心体会实验），并要求政府官员效法她的举动，亲身体验狱中惨况。1817年，在弗里的协助之下，新门女子监狱改革协会成立，后来更是成为第一个关注女性囚犯的全国性协会。弗里坚决拥护宽恕之道，认为我们都该努力做到“你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不管对象是囚犯、奴仆还是流浪汉都不例外。22除了关注狱中人权以外，贵格会也首创在战时援助平民百姓的人道主义做法：19世纪70年代初普法战争爆发，他们出面运送粮食、衣服与医药给双方民众。他们也在初期就支持女权运动，19世纪美国妇女运动的5位领袖当中，就有4位出身于贵格会。23

贵格会在人道主义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相当发人深省。他们很强调群体同理心，所办的组织致力于激起整个社会的同理心，唤起大西洋两岸民众对他人苦难的关注，让大众明白他们与遥远的陌生人都怀有共同人性，这类陌生人包括奴隶、囚犯与死于战争的人。我们通过他们的例子也可以发现，如果同理心能化为社会精神的一部分，将得以发挥最大功效。时至今日，贵格会依然要求世人将心比心，试着设身处地，效法当年的伍尔曼和弗里：“同理心”这个字眼在许多贵格会组织的宗旨中占据显著地位。放眼现代社会，贵格会大概是最关注改革人类关系的组织。

贵格会的作为替我们燃起一线希望之光。一路走来，他们不断遭遇重重困难，例如在对抗奴隶制度时，必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激起民众的同理心，使民众对地球另一头不同种族的陌生人感同身受，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奴隶制度合乎道德，或在经济上实属必要。最后他们获得成功，证明群体同理心足以改变历史的轨迹。人类当前面临许多危机，例如全球贫富不均与气候变迁，我们在思考因应之道时，应当记得贵格会对同理心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