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浪潮：人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提升

西方史上的第一波同理心浪潮大获成功，但我们不该自满。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道主义革命，证明人类本性难移，依旧残暴野蛮。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第二波同理心浪潮兴起，社会上许多族群的权益获得提升，道德关怀超越国界的限制。根据里夫金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大屠杀以后，世人认为这种憾事“绝不能重演”。我们对许多族群发挥同理心，虽然原本我们对他们存有偏见，这些族群包括妇女、同性恋、残障人士、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少数教派分子。我们把这份同理心化为社会权利，纳入政策与人权法条，现在甚至立法保护动物权益。漫长的战局来到尾声，我们关注的对象开始包括“他人”“外人”与“原先不受承认的人”。24

战局确实漫长，有时小有胜利，有时功败垂成，有时还走上回头路。女性依然面临职场歧视与家暴威胁，同性婚姻在多数国家仍然遭到禁止，世界各地原住民的权益受损问题乏人闻问。然而，目前局面确有进步，这是许多人发挥同理心的成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掀起民权运动，凸显同理心在政治层面的惊人影响力。马丁·路德·金面对种族不平等问题时，显然诉诸同理心的力量。1963年，他写下著名的《伯明翰监狱的来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成为民权运动中影响力极大的一段文字。他在信中直接提及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同理心概念，尤其提到布伯如何界定“我与你”及“我与它”的关系。金写道，种族隔离法令采取的正是“我与它”的形式，把某群人视为低等，贬低为物品。除了金，其他人也靠同理心推动民权运动。约翰·格里芬扮成黑人，待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最南部数州体验，之后写书出版，让白人民众明白当地黑人的感受。诸如詹姆斯·鲍德温等非裔美籍作家站在自身的角度，揭露种族隔离与歧视的不公不义。同理心结合非暴力抗争和诉讼等方式，能够有效填补种族之间的鸿沟，促进修改法律以维护平权。

在这段战后期间，新一代人道主义组织也纷纷兴起，不只在各国国内掀起同理心关怀，也促使民众关心发展中国家。乐施会（Oxfam）最初在1942年成立于英国，旨在运送粮食给轴心国占领下的希腊饥民，后来旋即把救助工作扩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际特赦组织跟乐施会一样，创办人包括许多贵格会信徒，也把眼光放在全球各地。包括无国界医生在内的许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既会直接诉诸人权等理想，也试图让大众对那些受经济剥夺或政治压迫的人们感同身受。他们运用照片、电影与受害者自白等方式，试着燃起我们潜在的同理心。

第一波群体同理心浪潮主要有赖于阅读革命与贵格会等团体的推动，第二波浪潮兴起的背后原因则显得五花八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与吉卜赛人（罗姆人）惨遭迫害，国际社会因此把保障少数种族与教徒的权益列为首要目标。20世纪50年代电视逐渐普及，全球各地大大小小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映入观众眼帘，促使他们关心越战与尼日利亚饥荒等国际议题。政治原本关注阶级，渐渐转为关注身份，同性恋权利与妇女运动应运而生，也纷纷有人提倡消除对残障人士的歧视。这些因素在战后激发群体同理心，大众越来越懂得对他人将心比心。

在第二波浪潮期间兴起的大小组织发现，某些特定情况有助于广泛激发同理心，促使大众从坐而言变成起而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付出能带来改变，就比较愿意付诸行动，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就属佳例，当时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网页点选“捐款”。如果我们曾有类似痛苦，也更可能挺身而出：如果你罹患过大肠癌，就比较可能支持抗癌机构。如果亲朋好友与某个议题有关，我们也更可能挺身出面：如果你最好的朋友是女同性恋，即使你本人不是，你也很可能会大力支持同性恋权益。如果我们认为别人所受的苦难是非战之罪，我们也更可能出面助他们一臂之力。25这类情况会把我们“推出去”，从心存同感转为实际行动。

根据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的看法，同理心不容易引发道德行为，原因在于我们通常是对近在眼前的苦难感同身受，而非对远在天边的陌生人如此，不管他们是人权遭受侵害的别国民众，还是营养不良的国内贫困儿童。他认为我们应该以理性当作道德思维的基础：“与其依靠同理心引起痛楚，不如从理性角度检视道德责任与可能后果，这才是通往未来之钥，即使因此违背同理心亦无关系。”他认为我们该明白，“即使我们对远方陌生人的处境无法感同身受，他们的生命跟我们所爱之人其实具有同等价值”。26

布卢姆忽略的在于同理心与理性向来息息相关。从第一波与第二波同理心浪潮来看，我们之所以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理性时代的一大关键信念），以及之所以把这些理想转化为法规，原因在于同理心让我们关怀远在他方的苦难。阅读革命与贵格会促成废奴，海因在20世纪60年代靠摄影催生童工法令与人权运动，数百年来同理心让普世人权扩及每个人身上。若无同理心，今日社会恐怕依然不会保障儿童权益，也不会立法维护同性恋者的权益。政治学家马修·泰勒指出：“普世思维的情感基础就是同理心。”27同理心与理性不是像布卢姆口中的一南一北，而是相辅相成，有助我们建立更为人道的文明。正是有赖于“同理心引起痛苦”，我们才会有共同的关怀，从而靠理性修改法律并保障人权。

拳王阿里在1975年向哈佛大学毕业生演讲时，有位观众请他做一首诗，他简单扼要地说：“我啊，我们。”这不只是史上最短的诗之一，也是有关同理心的一条信息：我们都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唯有彼此紧密相系，才能彻底发挥人性的价值。深富同情心的人都明白“我啊，我们”的思维。这句话呼吁我们亲自投身社会运动，广邀大家齐心努力，借以唤起大众的同理心。我们可以参与示威，举办聚会，为了关心的议题出钱出力，无论该议题是维护移民权益，推动司法正义改革，还是处理老年孤寂问题。借由实际行动，我们可以把群体同理心注入社会，让政治不再只由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