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观”到“外观”
谈到现在，我们学到什么了吗？简言之，同理心很重要。我们除了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同理心，还要知道同理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不仅可以引发剧烈的社会变革，还能为人生带来深刻的意义。光凭这些好处，我们就有理由优先实践同理心。然而，在探索培养同理心的6种习惯之前，我们必须先综观庞大的人类历史，从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理由，说明同理心为什么是不可或缺之物：同理心可以化解自私的个人主义，这是我们从20世纪得到的宝贵教训。
我认为20世纪是内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自助产业与治疗文化致力于推广最能了解自我与生活的方式，那就是透过观察自己的内在，专注于自己的情感、经验与渴望。这种占据西方文化主流的个人主义哲学，实际上并未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因此，到21世纪，大家开始感到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与内观相反，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外观的时代，从中寻找往内与往外观看的绝佳平衡。我说的“外观”，指的是走出自我，探索他人的生活与视角，借此发掘自己是谁与自己的生活方式16，而外观时代的核心就是同理心。不过，我的意思并非完全否定内观，我们显然可以通过自我反思来深入了解自己。此外，检视自身的思想与行动也可以协助摆脱偏见与自私，从而助长同理心。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过去显然过于偏重内观的一面。
弗洛伊德心理学造成的结果之一，使得内在注视大为盛行，特别是潜入我们的内在、潜意识的童年、梦境与遗忘的记忆世界，来解决个人的问题。寻找内在自我成为人们重视的做法，也成为各种精神分析与疗法的核心原则，在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后，这种方法也呈现爆炸性的成长。
疗法文化的勃兴令人瞠目结舌，在美国尤其兴盛。1940年，大约有4%的美国人曾做过心理治疗，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个数字增加到14%。从1950年到1975年，心理治疗师的从业人数足足增加为原来的8倍。更引人注目的是，求助心理治疗师的人口比例也不断增加，他们不是去医治精神疾病如忧郁症，而是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以及与人的关联性。医学学者罗纳德·W.德沃金表示，“美国人越来越不仰赖传统的解决问题方式，例如找伙伴或知心好友商量，而是寻求短期心理治疗师的意见”。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人的生活里，治疗师取代了朋友，成为不快乐的人的倾听者”。17
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是这个现象的敏锐观察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搬来纽约，他对于学院里很多同事定期拜访心理治疗师感到吃惊。他们定期拜访心理治疗师，而且把年薪的1/4都花在这上面，只为了换得优先看诊的特权。辛格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些人看起来并不比他在墨尔本或牛津的朋友心理不正常。于是他问他们这么做的理由。辛格回忆说，“他们提到自己感到压抑，或有无法解决的心理压力，或者认为生活找不到意义”。
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借由向内注视来找到意义与目的，辛格写道：
人们花了数年的时间进行精神分析，通常是徒劳无功，因为这些精神分析师都受教于弗洛伊德的教条，他们总认为问题出在病人的潜意识中，并且试图通过内观来解决问题。因此，病人明明需要向外看，却反而被治疗师命令要向内看……对自我的过度沉湎，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时期的典型心理错误。我不否认自我问题极为重要，但这里的错误在于聚焦于自我来寻求解答。
辛格认为，他的同事如果能把心力放在自己以外的事物上，肯定能过得更好。“如果这些优秀、富裕的纽约人能离开治疗师的躺椅，停止想自己的问题，到外头去面对真正的问题，例如孟加拉国或埃塞俄比亚的不幸民众，甚或曼哈顿的贫民，”辛格写道，“他们不仅将忘了自己的问题，也许还能让世界更好。”18
辛格对内观的反对显然太过。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承认，观看自身与过去，可以协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同样，好的疗法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尽管如此，辛格却是最早注意到失衡的思想家，我们也许需要加强向外观看——我称之为“外观”——来发现好的生活。
辛格对于内观抱持着怀疑态度，这样的想法获得不少人支持。文化评论家汤姆·沃尔夫形容20世纪70年代是“唯我的十年”，当时整个社会对自我的痴迷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过去的炼金术之梦是把贱金属变成黄金。现在新的炼金术之梦是改变一个人的人格，重造、重塑、提升与擦亮一个人的自我……然后观察、研究与溺爱自我（唯我）！19
沃尔夫认为，战后30年的经济繁荣，使许多人可以不用为生活琐事烦忧，也因此掀起一波对自我的过度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注视着自己的情感与渴望。这种现象不仅让精神分析大受欢迎，也出现了许多团体疗法，如会心团体与埃哈德研讨训练，此外还有瑜伽与冥想团体。
内观开始弥漫整个西方社会。一些词语如“自我改善”“自我实现”“自助”与“个人禀赋”成了每日对话的主题。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逐渐敌不过对个人“生活风格”的执迷。加入这场混战的还有日渐壮大的大众消费文化，它让自我的执迷获得更大的满足（买辆车来表现“真实的你”）。于是，人们开始通过奢侈品消费来表现个人的认同，也使他们产生对财富、地位与特权的爱好。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用一句“格言”总结了这个理想：“我买，故我在。”20在这样的风潮下，整个世代相信追求自利，特别是满足物欲，是获得个人幸福最快的道路。“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成了象征这个时代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新一波“幸福”思维，可以明显看出内观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倾向。这个思潮的关键人物总是把追求幸福等同于个人主义的追求，而且把满足个人欲望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举例来说，马丁·塞利格曼的著作《真实的幸福》（Authentic Happiness），英文版副标题是“以正向心理学实现你的潜能，追求持久的自我实现”。另外，泰勒·本–沙哈尔的《幸福的方法》（Happier），副标题是“你能学习幸福吗？”这些书提到的都是“我”，不是“我们”。
泰勒·本–沙哈尔在哈佛开设的幸福课程，是哈佛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他在课堂上直言不讳地传布自己的哲学观。“我不是利他主义者，”泰勒·本–沙哈尔明白表示，“我做任何事，无论是花时间与朋友相聚，还是从事慈善工作，最终的理由都是让自己快乐。”他写道，我们的行动“应该以自利为指导方针”，“道德责任”不在考虑之列。泰勒·本–沙哈尔的想法反映了右翼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安·兰德的观念。泰勒·本–沙哈尔在哈佛成立组织宣扬兰德的哲学，同时也成为今日极端个人主义与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典范。21虽然有些幸福思想家（如塞利格曼）的视角较为广阔，除了追求自利之外，也强调同理心与同情他人的重要性。然而，这些思想家在这方面的看法却未获得人们的重视，反而沦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手段。22
这当中的悲剧在于，聚焦自我的内观时代并未引领西方社会进入应许的幸福之地。尽管书店的自助类书架上摆满作品，幸福专家提供的善意建言排山倒海而来，但还是有许多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有缺憾，尚未活出完整的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证据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西方国家虽然50多年来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生活的满意度未见增长。有超过一半的雇员觉得自己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平均离婚率升高到50%。忧郁与焦虑的人越来越多：在欧美，大约每4人就有一人一生中会出现一次心理健康问题。23这种状况绝不能说是幸福的状态。
现在，已经到了该摆脱内观的时候，我们应尝试不同的事物。2 000多年前，苏格拉底认为，通往睿智与良善生活的最佳路径是“认识你自己”。我们的传统要求自我反思，向内观看，凝视自己的灵魂，但我们也能借由走出自我来认识自己，学习与我们相异的生活与文化。是时候创造新的外观时代了，同理心将是实现此事的最大希望。
若要认识自己，不仅要向内观看，更要向外观看。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