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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西方的兴起

“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

到19世纪中叶，尤其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生动地说明欧洲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已经明显确立。但是这种优势是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持这种想法，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对于清朝，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认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显示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的意义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当时人们都认为，由于欧洲19世纪初叶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其实不然。于是，出现了一种并不流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都比实际情况发生得更早一些。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提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曰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国市场在早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可以买卖。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公司都是股份制的。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和中国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后者曾为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提供过动力。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叶才超过中国。保尔_贝罗什（Paul　Bairoc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众多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

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化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

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关键。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发现保持人口增长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人口，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避开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主要蕴藏在距离人口中心区较远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纺织工业集中地和长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大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300万英亩）。总之，据估计1830年，为满足英国的进口需要，新世界国家种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500万~3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英国使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不是偶然的。殖民地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它们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海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的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中，皇家海军的胜利，付出的代价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厂——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殖民地贸易还为公司组织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以荷兰为例，它创设联合股份公司，便是为了这一目的。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

诚然，从1644年到18世纪末叶，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但是这些地域处于欧亚大陆的内部，既没有幅员辽阔的土地，也没有众多的人口，不能像新世界那样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东南亚资源富硕，本应该是在中国的新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佳选择。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乘坐的船只之庞大要远远胜于当时欧洲建造的船只，这表明中国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财力，但是中国对待海外利益和财富的态度，与欧洲国家极为不同。尽管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无意为被其臣服之地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相反清王朝非常关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内陆地区，这些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认为自己是大陆文明而非海洋文明。

这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就是欧洲和中国，以及两国①的精英分子，其态度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差异，最终使得中国没能取得欧洲那样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的国力当然不是问题，我们在第3章将会看到，中国一旦把经济和自然资源利用起来，就完全具备创建丰功伟业的能力。高度发达的粮食仓储系统、长达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疆域政策，都表现出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清政府在远途运输大宗物品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有能力胜任。但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不是煤炭，而是粮食、盐巴、铜矿，因为这些物资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维持百姓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始终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层面。

①作者视欧洲为一个整体。——译者注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中国政府往往把重点放在维持秩序和均衡发展方面，对商业行为和工业化进程关注较少。政府极力避免收入的巨大分化，把奢靡的行为看成有损于儒家倡导的和谐价值观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政府禁止市场活动和商业行为，而是说它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但是，除了那些从事盐业和外贸等垄断活动的商人能从中享受到一些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起到促进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相反，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新兴产业更为支持。同样地，清政府不允许各省之间展开竞争，认为那样显然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而在欧洲，这种竞争已经转化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导致中国和西欧国家心态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随着商业阶层的扩大，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逐步步入欧洲统治阶层，而在中国，商业阶层一直难以进入统治阶层。商人没有根基，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和扶持来保护和促进大型商业企业的发展。西欧国家，首先以英国为例，更倾向于以工业发展为导向；而在中国，行政阶层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仍然占主导地位。

因此，1800年英国相对于中国来说拥有两大长期优势并非偶然。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中国更倾向于工业化，而且殖民地和此起彼伏的欧洲内战为西欧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产，尤其在原材料和军事能力方面。但是，殖民地化为18世纪末叶的英国解决了日益严峻的土地和原材料短缺问题却纯属偶然。因此，关键点仍然在于1800年的中国（还有日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与西欧非常相似的经济地位，也拥有实现经济腾飞的类似潜力。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是那些偶然因素——新世界国家的资源、相对充足的煤炭供应使英国资源受限较小、英国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态度。中国未能拥有这些偶然因素，结果发现自己深陷困境，而且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随着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入侵，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所处的局势严重恶化。历史的结局难以预料：1850年的中国和1750年一样，还是农业社会，而到1950年，农业经济水平甚至有所下滑。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1820年的GDP是2286亿美元——几乎是1600年的4倍——但是到1913年时仅微升至2413亿美元，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到1950年时，却下降至2399亿美元。

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手中，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

如果说中国1800~1949年的灾难性遭遇发轫于1600年前后，而不是1800年前后，那么中国当前经济活力的先兆并没有消逝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而是恰恰相反，它始终存在于近代的社会进程中。这使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变革的成就更有据可查。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在列强入侵的年代，这种特征可能相对处于休眠的状态，1978年以后，它们再次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为此，我们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当代观点。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实际上它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和美洲共享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其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全球经济重新变得日益多极化。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过去200年里经济力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等少数国家手中，是一种历史脱轨的非正常情况。而且，殖民地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提供一些先决条件，使欧洲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经济增长，同时还赋予欧洲抑制和扭曲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长达100多年的力量和机会。

是先决条件还是特征？

对于18世纪末叶来说，如果西欧拥有与中国非常类似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和随后发生的事件，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欧洲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对短期的因素有关，并非漫长的几个世纪的渐变所预先注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思索欧洲数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经济腾飞前夕所具备的整体特征，即人们通常假定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它们也许是可行的，也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经济腾飞真的只是一个幻想吗？日本、中国和印度并不是没有取得类似的经济突破，但是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完全不同于欧洲。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获胜、欧洲失败，那么它们后来发展道路的特征，以及它们孕育的机制和价值观，肯定与欧洲的大不一样。的确，正如我们在后文中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欧洲范本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

从前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和条件，主要适用于西欧，实际上，实现经济腾飞的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珀杜（Peter　Perdue）说的：“工业增长并不一定是在西北欧发现的特殊技能经过几百年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结果，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条，英格兰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条。”举个很小的例子，发生在英国乡村的阶级分化的本质，包括农民地位的急剧下降，就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实际上其他很多国家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让我们认识到了欧洲通往现代性过程中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知识基础。欧洲文明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希腊民主、罗马法律和犹太教-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把它们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和特征，已成为一种共识。虽然希腊民主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到19世纪末叶，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西方国家并没有采纳它——但是希腊文明，尤其是其遗留下来的判断是非的方法、辩论和演讲的传统、独立公民概念、民主思想，都贯穿于从古至今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说它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为过。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希腊建筑中的柱式主要有多利克式、爱奥尼克式，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科林斯柱式成为首选的建筑风格，试图传达一种永恒的权威，从大英博物馆到最高法院无一例外。与之相类似的，罗马法律的发展——在11世纪和12世纪主要体现在天主教中，有助于建立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在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基督教为欧洲注入了强大的普遍主义意识，不仅塑造了大陆国家的自我认知，也形成了它们对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看法，在殖民心态和教化使命意识的成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认识到文明的延续比较容易，但是却很难找到理由来证明这些都是国家腾飞的必要条件。文化特征无疑有助于塑造欧洲的现代性，但不能与先决条件混为一谈。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西方个人主义和西方家庭。例如，根据后见之明，许多不同类型的家庭都与工业化进程并存。欧洲在科学领域明显具有优势，主要基于越来越多的知识探究自主性、科学活动的普及性、研究的规范化及拓展。但是很多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清代的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也兴起了各种形式的争论、辩论和经验主义观察，它们丝毫不亚于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科学理性主义。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其他文明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就是试图在新兴观点和传统权威观点之间寻找折中点，而并非彻底地抛弃后者。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拥有个性的其他文化不能在现代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毕竟自1960年以来，其他文化实现现代性的情形时有发生。

1800年，欧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产，例如法律法规和议会政府的建立，但这些都不是经济突破的关键，它们应该被视为欧洲现代性的特征而非其

先决条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拥有个性的其他文化不能在现代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毕竟自I960年以来，其他文化实现现代性的情形时有发生。克里斯托弗_贝利得出一个结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8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只在于欧洲国家大量使用煤炭，以及存在一个广阔的通往欧洲的美国腹地，那么欧洲内在的政治文化优势，看上去将要被抛弃了。”

欧洲例外论

欧洲远不是现代性的范本，也不是后来的每一次变革应该遵循的榜样，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性的标准，尽管在实现现代性的问题上，欧洲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但是欧洲的经验应该被看成是特殊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欧洲对自身的看法与别人对它的看法很相似，认为它是一个普遍模式。这并不奇怪。长达200多年的超级全球霸权，使欧洲原本独有的特征也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那么，在欧洲实现现代性的道路中，到底存在哪些独特的特点呢？

尽管欧洲国家在内战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16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只有奥斯曼帝国曾入侵欧洲东南部，但是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被步步击退，到19世纪，它最终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唯有欧洲才享有这种特权。后来的现代性追求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面临和遭受过现代欧洲国家的入侵。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的欧洲移民也纷纷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主权国家，以便为经济腾飞创造条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很久以来很少设身处地为其他国家着想，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尤其在殖民地方面更是如此。直到最近，这种情形才开始相对有所变化。

事实上，欧洲的殖民历史，是欧洲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更深层次特征。从16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通过实行大规模扩张和征服，非同寻常地（另外的唯一一个国家是日本）打造了巨大的海上帝国，其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殖民地，尤其是那些新世界国家，以及印度和马来半岛国家，都成为列强们丰富资源和巨额财富的源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没有它们，欧洲就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实现经济腾飞。除了1868年以后的日本，没有哪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实现腾飞，结果，大部分国家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要达成现代性，就必须经历一个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然后再过渡到服务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是我们找到了欧洲例外论的另一个例子。欧洲国家（共16个）——英国、比利时和德国依次处于领先地位，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经历过特殊发展阶段的国家，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就业人数多于农业人口和服务业就业人口。191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了顶峰，占当时总劳动人口的52.2%，相比之下，美国1967年高峰期时的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为35.8%，日本1973年达到了37.1%。工业社会让现代欧洲具有很多最鲜明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冲突的集中性和工会的重要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就业方面出现了一条与欧洲不同但更为常见的道路，即不经过工业阶段，直接从农业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目前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用以往经济变革的标准来衡量，欧洲实现工业化的速度非常迅猛，但与后来实现腾飞的国家（包括美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相比，其进展就显得很缓慢了。西欧转型历史弥久，毕竟，英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才具备了今天的面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西欧国家的现代性与其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相对比较缓和。欧洲城市完美地将现代性与传统结合起来：它像是一种地质遗迹，又像是一个新老建筑物共存的时代，还像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相比之下，北美的城市都是新建的，东亚国家更甚，在东京、首尔、新加坡、上海、吉隆坡和中国香港等城市，几乎找不到历史的印记。

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的欧洲内战。也许这种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它意味着主要的断层线发生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社会）之间。这些内战最初是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发端于1054年东部基督教与西部基督教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由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划清了界限，使整个欧洲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得神学和后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转变成强烈的理论学说。这种特征在欧洲最为显著，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源于欧洲。

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欧洲内战主要关乎早期现代国家的巩固和加强。法国大革命之后，阶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晚期，阶级成为欧洲政治和社会的诠释语言，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绝无仅有的。从1792年到1870年左右，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欧洲内战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到19世纪末叶，这些民族国家已经发展到在全球尤其是非洲争夺殖民地的阶段，并由此导致了“一战”的爆发。“二战”也是源于欧洲内战，尽管战争中心仍然在欧洲，但是战火很快蔓延至全世界。对内战的嗜好在冷战中也得到了体现：意识形态将冷战的世界划分成两部分，当时的两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围攻。最终，事实证明对于欧洲来说，渴望内战是几近致命的：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的损耗极大，普遍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其全球力量也基本上成为强弩之末。

最后，个人主义也是欧洲转型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艾伦_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个人主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社会是由自主、平等的单位也即独立的个人构成的，最终，这些个体比任何较大的团体都更为重要。”这与东亚和南亚文化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后者认为，集体而非个人处于中心的位置。以家庭为例，英国的家庭制度可以追溯到13世纪，通过朝圣者的传播，它奠定了北美家庭制度的基础。这种强调核心家庭的个人主义体制，与中国和印度的大户人家、包办婚姻、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家庭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所持的价值观及其特征，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随着城市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而有所改变。所以，在西方社会，婚姻本质上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在中国和印度文化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在实现现代性的过程中，欧洲面对的是极为特殊的形式：外部威胁的相对缺乏、殖民主义、工业优势、相对缓慢的增长、欧洲内战和个人主义。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欧洲的现代性比人们通常接受的更具特色。但是，因为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做出区分。不足为奇，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得到推广，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只有随着一系列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才有可能对欧洲经验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出区分。

欧洲的优势

19世纪初叶，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GDP大约是南亚国家的2倍，相当于日本、中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到1900年，西欧和北美海岸国家的人均收入至少是中国的10倍。18世纪后期，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让中国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与此相反，欧洲正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到处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欧洲转型的关键是工业革命。1800年以前，英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到19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国家都取得了类似英国的长足进步。先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像冰川移动般缓慢，现在西欧的复合增长率则远远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北美、旧白人殖民地和1868年以后的日本，19世纪的欧洲享有或多或少的工业化垄断地位，这种情形给其他国家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与其他国家拉开的经济差距，大大增强了其称霸世界的能力。殖民时代原本兴起于17世纪，但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印度的逐步占领，殖民时代迅速膨胀起来。凭借基督教、文明、种族优越论的幌子以及举世无双的陆军和海军，英法领导的欧洲国家征服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其综合实力在1914年之前对非洲争夺战的几十年中达到顶峰。白人国家和中国、印度、北美、澳大拉西亚、南非等非白人国家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后者通过战争表明了自己的最终立场：反对欧洲殖民者对其宗教和统治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土地和资源的掠夺。尼尔·弗格森写道：

“西方霸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非对称性现象之一。总的来说，所有西方帝国——美国、比利时、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都市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人口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8%，但是它们的领土却占全球总版图的37%，财富占全人类总财富的28%。”如果我们将俄罗斯也看成扩展到亚洲的另一个欧洲帝国，那么西方帝国占世界土地总面积和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一半。”

殖民地世界的工业发展，多是极其缓慢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欧洲列强一直都设法先发制人地保护本国生产者，P且止竞争者的出现。

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英国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主要通过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和以最低的价格进口食品和原材料来获取财富。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无私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希望利用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压倒性优势，阻止其他国家通过收取关税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英国倡导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对除西北欧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抑制性影响。殖民地世界的工业发展，多是极其缓慢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欧洲列强一直都设法先发制人地保护本国生产者，阻止竞争者的出现。“无论殖民者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殖民地和非正式附庸国，都旨在为殖民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充当其竞争者。”

城市人口是工业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1900年亚洲和北美的英法殖民地人口，仍然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19世纪的前殖民地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还要高。印度——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18世纪中叶处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之下，1857年被英国正式占领），1700年的人均GDP为550美元，1820年降为533美元，1870年仍然是533美元，这说明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低于1700年，甚至还不到1600年的水平，虽然后来在1914年升至673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19美元。在长达250年的时期内，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受到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但是印度的人均GDP仅仅增长了5.5%。而印度独立之后，人均GDP在1973年上升到了853美元，到2001年的时候，更是一路飙升到1957美元，这与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1800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阻止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39~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向中国输入了大量产自印度的鸦片，鸦片贸易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给英国和其印度殖民地带来了巨额利润。鸦片的流毒毫无疑问给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英国人眼中，“自由贸易”才是更高的原则。中国无力阻止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清王朝日益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极度绝望的衰弱状态之中。1900年，当欧美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时，中国显然无力抵抗，其命运与非洲一样，即被列强瓜分。

荒谬的是，没有什么比日本的崛起更能生动地说明欧洲力量的势不可当。日本曾经面临过西方列强的入侵，也怀有唯恐遭受与中国同样命运的恐惧，但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小心谨慎地迎来了一个快速现代性进程。它派出专家小组到欧洲学习其先进的教育体制、精锐的海军和陆军系统、发达的铁路体系和完善的邮政制度等。日本不再认定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反而觊觎别国能接受它是一股西方力量。它甚至效仿西方的殖民主义模式，占领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明治天皇的现代性计划，是对欧洲霸权综合特征的实践。生活在欧洲影子里的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愿不愿意，都被迫接受和效仿欧洲的部分特征，否则就会面临殖民化的威胁。

欧洲的崛起改变了其他人的游戏规则，但它带来的影响也并非完全消极：重要的是，欧洲的经历证明了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世界也由此面临着现代性的必然选择。虽然列强们将殖民地看成满足其需求的仆人，而且绝不允许它们与主人竞争，但是这些殖民地也从主人那里延续了很多后来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英语成为印度的通用语言，台湾地区延续了日本的教育体制，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居民学会了西方的商业模式。但是，正如早期的经济表现以及绝大多数殖民地对外来统治的敌意所体现的，殖民主义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非洲国家，其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一个特例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因为民族和种族原因，它们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待遇，所以最终获得了极其繁荣和兴旺的发展。

尽管直到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仍然设法霸占着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但是欧洲列强殖民势力最强劲时期可能是在“一战”以前。那时，美国已经开始作为欧洲列强的继任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不过，这种崛起产生的所有影响，仍然被其孤立主义和对欧洲的偏爱遮掩。1850-1930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00年时已占到欧洲总人口的12%，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帝国的迅速瓦解和急剧崩溃，中国的解放以及印度次大陆、印度尼西亚、非洲大部分地区和马来西亚的相继独立，1945年以后的欧洲明显地走向衰落。民族国家的数量猛增了3倍。如同19世纪所发生的那样，世界地图再次被重新描绘，但是这次是以更快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这些国家的独立导致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可能性是极其分散和不对等的。前面引用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印度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经历奴役和殖民主义之后，非洲的整体实力大大削弱。据估计，由于强行贩卖和自然死亡，非洲人口在奴隶制下减少了一半。相比之下，东亚遭受殖民主义侵害的程度远低于非洲，所以处于相对有利的境况。考虑到1950年以后前殖民地出现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变革，很明显在“二战”后的头20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大低估了非殖民地化和国家自由化的意义。可以说，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大事，它为绝大多数人变成21世纪竞技场的核心球员创造了条件。正如亚当_斯密关于欧洲人发现美洲和所谓的东印度群岛的预见性言论：

然而，对于东西印度群岛的本地人来说，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所有商业利益都在带给他们的巨大的灾难中烟消云散了……在发现这些地方的特殊时点，欧洲人恰好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因此，他们可以毫不受约束地侵犯这些偏远国家的利益。但之后，殖民地的本地居民也有可能会变得强大，欧洲有可能会江河日下，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可能会获得和欧洲人一样的勇气和力量——那种能够把独立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犯转变为相互妥协和尊重的勇气和力量。

美国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往往被人们一并视为唯一的西方现代性，实际上两者颇为不同。它们的联系在于1607年最先到达美国的殖民者是欧洲人。到1790年，美国共有392.9万人，其中69.8万人是奴隶，他们不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80%的白人是英国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知识和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世界国家重新建立起一个旧世界。但是，与欧洲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封建残佘不同，欧洲移民不受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的限制。实际上，他们可以忘记历史，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这也使美国印第安人在所谓的“种族清洗”运动中蒙受重创。

当欧洲长期陷入土地不足的泥沼时，美国的欧洲移民根本不受土地约束，而且由于美国原住人遭到大规模屠杀，他们神话般地向西推进，领土范围不断扩大。在欧洲人拥有强烈的版图意识的地方，美国人没有形成相应的忠诚感，因为他们不需要那样做。美国如同白纸，可以随意制定规则和设计体制：从一开始，美国就沐浴在新教的春风里，美国人民被抽象原则吸引，这在宪法和后来强烈的普遍主义和全球使命意识中得到了体现。

欧洲移民带来了强有力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但却抛弃了他们世代相传的阶级性，这让美国人产生了一种认同感。非洲奴隶被排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加上美国印第安人遭到屠杀，这让欧洲移民的身份认同打上了深深的种族烙印。无边无际的沃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持续扩展的边界给国家灌输了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勇于变革的精神。美国国内市场不受当地和本地区偏好的限制，盛行于欧洲的阶级差别、地位尊卑，在美国变得平和，美国人比较容易接受。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刺激人们不断地引进节省劳力的机器和提高生产力。不像欧洲，美国没有出现任何抵制机械自动化的现象。因此，美国经济对技术革新、机械化、生产的标准化、劳动过程的持续改进和规模经济的强烈渴求，远非欧洲所能及。美国模式的鲜明特色是全新的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者，以及在广告等领域随之出现的创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远比欧洲的更具活力和创新能力。

1820年，美国仅占世界GDP的1.8%，而英国高达5.2%，德国也达到3.9%。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到1870年时，美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8.8%，而同期英国是9.0%，德国是6.5%。到1914年的时候，美国这一比例一路上涨为18.9%，而英国只停留在8.2%的水平，德国也只有8.7%。1950年是美国经济的全盛时期，占全球GDP的比例达到27.3%，相比之下，英国是6.5%，德国是5.0%，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为26.2%。

当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而流行于全球时，其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但是1870〜1950年的美国经济还是大大超过了欧洲的水平，这为1945年之后的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美国完全逃脱了“欧洲殖民地”的命运，成为第一支真正的全球力量：美元被奉为世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新型全球机构也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同时美国的空中军事优势更是前所未见。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到了1960年（可能更早），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典范。凭借好莱坞和电视肥皂剧，还有可口可乐和李维斯牛仔裤等消费产业的标识，美国显示出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和影响力。美国大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美国永远名列前茅。当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而流行于全球时，其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美国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新隐喻：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毫无负担、善于革新、拥有新边疆精神①。它诞生于当下，并且从未过时，行为准则体现在宪法中，全社会都致力于一个永不停歇的再造过程，源源不断的移民不停地改变着国家的构成和国民的身份。眭谷的兴起、人们对整容手术的嗜好、拉美裔人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体现在美国社会的不同方面，但都是美国精神的最新表现形式。美国现代性的特征与欧洲的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将美国当成一种外来物，但是从美国确实源于欧洲的事实，又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结合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全球背景下，会一直都很强大，而且很可能保持下去。血统、种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掩盖了彼此之间深刻的分歧西方”一词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意味着美欧之间的亲近，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文化、种族和民族上的亲近，“西方人”一词，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所有这些潜藏的含义。

①新边疆是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施政方针，要求美国人民探索和解决“新边疆”以外面临的各种问题。——译者注

无论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会继续保留价值取向和身份的共识；的确，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兴起，可能也有助于增强这种相似性意识。当然，欧洲新兴少数民族的逐渐增多和美国非白人少数民族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奥巴马的当选折射出这一点），正逐渐地改变着这些社会，但是这种进程不应该被夸大。要让大西洋一岸的绝大多数白人改变主导他们的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西方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虽然现在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压倒性优势的主导力量。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或者所有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认为西方霸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无所不在），我们不知不觉就认为它的存在是非常自然的。历史学家J·M·罗伯茨（J.M.Roberts）自信地写道：“显然，西方文明的故事现在成了全人类的故事，其影响力的传播范围如此广泛，使过去那些反对者和对立者都变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不过这也不尽然。西方霸权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永恒的，相反，在某个时期它将会自行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