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3：日本人对规定的态度（％）
人们应该不会对日本的这种独特性感到意外。即使只是偶然地接触日本社会，也会有这种感受。尽管事实上日本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但是两者的文化和价值观却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理由几乎不需要重述：文化差异影响深远，日本社会根植于一种独特的文明。第二个理由是历史原因：因为明治维新并不久远，日本仍然保持着顽固的封建特征。此外，1868年后的精英统治者自觉并蓄意保留日本的历史特点。而且，新的统治集团核心是由武士组成的，这意味着其部分价值观会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并贯穿后来的历史。“二战”后的日本，与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一直由管理阶层即武士的后裔统治，真正运营大型企业的不是那些企业家，而是他们；他们主宰自民党；他们支配内阁；诚然，正是他们建立了在日本治国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的官僚机构。
甚至连统治方式也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据日本历史记载，大多数时候，权力都被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天皇从事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国事活动。国会只享有少许真正的权力。日本首相的权力远逊于其他任何主要发达国家总理的权力，任期相对短暂，之后可能便被执政自民党的其他成员替代。内阁会议主要是礼仪性的，会议持续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尽管日本拥有正式的多党制度，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便盘踞权力的宝座，享有长久未衰的执政权，该党内的各个派系实际上发挥着比其他各党都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的权力分散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机构中，类似的情形在日本历史上俯拾皆是。从美国占领行将结束开始，日本一直被西方视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实际上，它与任何西方民主国家都极为不同，让人们不禁开始怀疑，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日本，是否妥当。日本可能从1868年就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历史的影响力却持续存在，经久不衰。
向西方转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使命是跨越历史的鸿沟，拉近与西方的距离，效仿西方国家，取得它们的尊重，至少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西方国家。赶超西方变成了这个国家新的行动指南。在日本人心目中，1939年以前的西方主要意指欧洲国家；而1945年之后，美国便以压倒性优势取代了欧洲，成为西方代表。当然，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但是日本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殖民扩张，也应归功于效仿欧洲的愿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殖民地。正是觊觎领土的野心，将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直至最终战败投降。那是一个极其羞辱的时刻：明治维新最初的目的恰恰在于防止西方国家对本国的统治，而此刻这个目标已经被破坏殆尽。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极力地效仿西方，在占领殖民地方面也不甘落后，这最终造成了惨痛的灾难。
然而事实证明，战争只是日本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段经济增长时期的前奏。1952年，日本的GDP小于殖民地马来西亚。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已经从农业国家转变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1950~1970年人均GDP增长率高达8.4%，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并具有最强大的金融实力。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变革，但是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泡沫最终破灭，在随后的15年里，经济几乎停滞；与此同时，美国创造了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在一系列新兴行业和技术领域（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展现出相当的活力。日本对此的反应都颇具启发性——无论是从人们对日本的评论来说，还是从所有非西方国家赶超西方的过程中固有的困难来看，都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取得自明治维新后最为显著的成就，它最终赶超了西方国家，但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首要目标便是赶超西方国家，1945年以后，这种雄心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但是，当这个目标最终实现，当赶超或多或少地完成，当日本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具有绝对领先地位时，又将发生什么呢？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见图2-4）。
历史并没有赋予日本改变前进方向的能力和基础。自1868年开始，日本的每个历史转折点，都表现出该国对其长期目标的持续追求和坚韧不拔的非凡能力。日本可能被人们描绘成依赖单一路径，其制度保证日本能够坚持走自己道路。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使该国能够极其有效地实现长期目标。然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在多重路径上显得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1868年明治维新，那是对严峻的外部威胁做出的反应。
图2-4：日本人对日本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悲观认知（％）
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步入了很长时间的停滞状态，举国上下开始进行自我反省，民众普遍感到忧郁和沮丧。有些人竟然提出，日本已经遭受了两次挫败：一次是在1945年，另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悲观情绪席卷整个国家，掲示出当代日本国民心理的脆弱性。在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满腹疑问。随着美国经济逐渐恢复了活力，而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却显得相对平静，这让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目标至多只是一种幻想，日本注定将永远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中。日本国民面对泡沫经济的心理脆弱性，直接警示着世人：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赶超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困难重重。用任何标准衡量，日本取得的成就都是显著的，在很多方面，它或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或更胜一筹。它很轻松地超过了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这些国家曾经是它极力效仿的偶像，它建立了引人瞩目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它已变成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然而，在灿烂辉煌的时刻，它同样对自身充满了怀疑。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日本自我认知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与欧洲或美国将普遍性和世界性作为自己的愿望和对自身的定位不同，日本人在思量本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时，其视角是独特的，长期以来将日本定位为处于主要文明的边缘和外围，而且认为这些主要文明已经创建了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和西方构成了日本效仿的两个对象，同时也是日本坚守“国民性”时所反对和排斥的两个主要行为体。“对于日本人来说，”吉野耕作指出，“向中国和西方学习，成为日本获得‘普世’文明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在此，日本人一再强调他们之间的特殊差异，就是为了将他们自身与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这个特点，不仅将日本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西方普世文明区别开来，而且，正如我们在后文要探索的那样，还将自身与中国的不同也放大了无数倍，要知道，从普世性角度来讲，中国人一直视自己的文明是2000年来最精华的部分（见图2-5）。
图2-5：日本人对“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与一个外国人结婚，你作何感想？"问题的回答（％）
日本1868年后转向西方的举动，仅仅是其新式统筹战略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它对待亚洲大陆的态度上。这种态度融合了对西方的拥护和对亚洲的拒绝。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日本涌现出许多知名作家，最著名的是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他在18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正在远离亚洲”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邻国的启示和开导，以便大家能够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发展。离开亚洲国家的队伍，把我们的命运与西方文明国家的紧密相连，对于我们来说更好。至于如何处理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不需给予什么特殊的待遇，只因它们碰巧是我们的邻国。在如何对待它们的问题上，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即可。任何一个珍视坏朋友的人都将无法逃脱恶名。我们要直接将亚洲的坏朋友们从脑海中抹掉。”
日本人很快便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1894~1895年，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台湾。1910年，他们夺取了朝鲜。1931年，他们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6年，占据了中国主要省份；1941~1945年，他们攫取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在1868~1945年的77年间，日本参与了10次大规模战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牺牲亚洲邻国利益为代价，这些战争累计达30年之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从未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不仅打算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效仿西方，而且还实行领土扩张政策，这些从其口号“富有的国家和强大的军队”中便可窥见一斑。尽管日本曾于20世纪30年代提议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表面上是对抗西方来为亚洲谋利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日本企图征服亚洲以实现其帝国主义利益的一个策略。
日本人顺理成章地将世界的本质与日本社会中深刻的等级特性等同起来。它以崇拜的目光仰视着西方，渴望变得像西方国家那样强大，同时贬视亚洲的落后和劣等，企图征服亚洲，达到日本富强和扩张的目的。曾几何时，它认为中华文明是何等优越，现在它则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劣等种族。日本看待世界的视角中，种族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到今天，这种传统观念仍然没有被打破，这一点可以从它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中得到佐证。白种人仍然处于颇受尊重的地位，而黄种人则被视为二等公民。种族观念的思维方式，依然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尤其坚持“日本人民的同质性”（即使存在着很多少数民族）和“日本人种”（即使日本经历了许多人口迁移运动）的想法，普遍认为日本人的“血型”与其文化行为的特定模式是紧密联系的。在日本关于“自身”以及经由暗示的“他人”这两个概念中，种族、民族和国家的类别几乎是完全重叠的。后者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6年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评论中得到了说明，该评论认为美国人的智力水平比日本人的低，因为前者是种族混合的产物。即使在今天，日本也没有任何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东亚已经从落后的状态转变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区域，日本已不再形只影单地稳坐亚洲经济第一名的宝座。但是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着明治时期的扭曲观念。日本仍旧倾向于把自己看成西方国家而非亚洲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记得，欧洲和日本于1999年在东京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很严肃地提出，日本可能会考虑申请加入欧盟。在东亚国家逐步转变，并开始在日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背景下，日本未能重新考虑自身与东亚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8章予以更充分的探讨。
日本的现代性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极其成功的，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它还同时设法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但是，其十足新颖的现代性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承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亚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自1945年以来，.日本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强调它与西方国家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战败之后，日本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失去了任何独立的外交声音，基本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在这样的情形下，其做法是低调的，它也不希望强调其独特性。其次，与东亚的关系令它深感不安，这意味着日本从来没有在亚洲地区拥有过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任何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变质。再次，日本一直视自身为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它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他人学习的榜样。
事实依然是，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东亚国家，大部分地区现在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跟随日本的脚步，迈步走向现代化。如果没有日本，亚洲四小龙能否在经济方面如此大出风头，是值得怀疑的，同时如果没有亚洲四小龙，中国的现代性毫无疑问地会进一步延迟。在众多的发展道路中，日本的选择可能是一个例外，但却颇为成功：目前亚洲的众多国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效仿着这个典范，间或伴随着一点急性不适的症状。如果说英国是欧洲现代性的先驱，那么日本在亚洲也应享有如此殊荣。
第3章
中国： 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给这个遥远的封建国家带来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装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任务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这个700人的使团中包括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实际是英国的海外公司，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本次使团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抵达澳门后，发现葡萄牙早已在这里建立了一块基地，于是又花费4个月的时间向北航行，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一番谈判，并左等右等，才见到他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乾隆皇帝。
1793年9月，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事贸易，并愿意上缴关税。但乾隆不为所动，贸易使团的努力化为泡影。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清政府没有必要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东西。乾隆这样写道: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自恃拥有不断强大的国力和工业革命的早期成果，英国十分傲慢自大，但是81岁的乾隆皇帝对此却一无所知，英国人也颇为费解。遭拒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只能通过走陆路到广州的唯一路径离开中国。在这次航程中，他坚持作了大量的记载，其中有一条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疯狂的国家，它拥有一流的军舰。那些足智多谋、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固守着150年来的陈旧思想，试图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威慑邻国。”他对大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是徒劳的”。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仅表现在马戛尔尼的过于自信中，也表现在清朝皇帝对英国新制造技术的无知中。同时，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礼仪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求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后者却一再坚持只行脱帽礼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国官员也向乔治三世行同样的礼节，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1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只能作为朝贡国进贡，中国人认为马戛尔尼只不过是向朝廷进贡的使者，但后者却再三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与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节身份，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处于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贸易使团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个行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
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特别是1978年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尽管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但现代性的过程肯定不是简单的“屈辱的世纪”就能解释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跟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辉煌的世纪
耶稣诞生前数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边界广阔无垠，我们所认为的当今中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其中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扩展到长城以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衰亡之后，汉朝的边界继续迅速扩展，并于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最高峰，东北至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在后来的1000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向北、东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有所扩展。中国稳步获取的庞大规模，与其大陆地块的自然边界有关，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其海岸线至南部和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延伸至东南部。
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大量分散的人口创建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秦朝——虽然其寿命可能算不上长久，但是它建造了6400多公里的交通官道，这是可以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一大丰功伟绩。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深深扎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2000年来的中国政治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共同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基于崇拜先祖观念的宗教，在这个时代都已经确立起来了。在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基本上拥有——考虑到它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同质性。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尽管它遭受了来自北方族群的多次入侵，尤其是13世纪的蒙古族和17世纪的满族，但是所有这些入侵者，一旦统治得到稳固，便试图学习汉族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按照中原人的原则和制度来进行统治，这都证明了汉族人当时所享有的声誉和威望。汉语的坚持不懈和稳步传播是文化力量的一种象征：虽然遭受北方持续不断的入侵，但居民的迁徙，避免了汉语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时让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也更加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早期出现的中国国民特性，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特性的话，中国就不可能保持超过2000年之久的统一，同时其规模多少也会遭到削弱。
从历史来看，相对先进的农业形式，能够确保社会维持大规模人口以及社会的有组织性，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资料显示，中国在12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种植谷物，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文明早了8000年。虽然中国北方通常采用旱地种植谷物，但也已引入了水田种植。谷物种植在第一个千年发展缓慢，但后来迅速得到普及，这不但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还促使经济重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发明了水稻种植新方法，包括育种、早稻、种子的系统选择、带踏板水车和许多先进的灌溉工具。新技术和新工具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到宋代时，先进的农作技术已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得到推广，并稳步推动南部边境的进一步拓展。农业繁荣促使人口迅速激增，1000~130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500~900年，砖砌路沿着大中华帝国的中部铺开，使得从帝国的首都到其他任何规模相当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时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漕运（包括运河）、海运等水上运输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个水路体系连接成一个网络，为120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欧洲最大的海港城市威尼斯居民马可波罗13世纪晚期所观察到的：“我保证自己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条运河如此之长，经过的地区和城市是如此之多，要是测算它所能承载的航运量及其交通价值，那意义将超过所有基督教徒的河流再加上他们的海洋。”
到12世纪时，纸币在北方和南方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奢侈品和大米等必需品的大型跨区域贸易都很发达。在宋代，沿海贸易蓬勃发展，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城市化进程也相当迅速，例如，13世纪晚期，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杭州，已经拥有近700万人口：截至那时，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城市人口大约占到全国总人数的10%。然而，这些城市在政治中心和个人自由方面，并没有发挥像欧洲城市那样的作用：自治地区城市的发展受中央集权结构制约的模式，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宋代特别是北宋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内，出现过学习和发明创造的浪潮。这个有时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阶段，见证了传统考试制度的发展、新儒家思想的诞生、火药的发明、灰泥和雕版印刷术的使用、书籍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和地理等学科的重大进展。其中大型纺纱机的问世，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未能开辟一个类似英国数百年后经历的工业革命那样的时代，但是其意义几乎不亚于后者。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文化修养最高和数学水平最强的社会，其发明创造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北宋结束长达两个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才姗姗而来。
雕版印刷图书的发行、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日益增多的进京赶考者、数学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代数的发展）以及学者阶层的出现，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能识字算术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伊斯兰世界可以同日而语，那时的欧洲还处于望尘莫及的境地。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还大量借用中国的新式发明，包括纸张、指南针、独轮手推车、船尾舵、手纺车和雕版印刷术。截至那时，中国依然是东亚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对其邻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中华附属国，都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表现出虔诚的敬意。
1300年以后，这段非同寻常的繁荣时期逐渐步入衰退期，中国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开始让位于一段时期的经济停滞，这个过程直到1500年才结束。蒙古的入侵标志着宋朝的灭亡——这个从多方面评价均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中国被蒙古帝国吞并，开始进入元朝。这是一段极不愉快的历史,中国人民发现自己被置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沦落到卑微的境地。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有几个原因。南部边疆原本拥有肥沃的未开发耕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是此时开始涌入来自北方的移民，可想而知对资源尤其对粮食产生的压力日渐加大。科学上取得的蔚为壮观的进步，此时也开始日益干涸。贸易的缓慢下滑和与外国联系的渐渐中断，中国开始逐步转向自身，内向性愈发明显。而在明朝之前的几百年里，中国都是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持续的外向性过程中。中国向南扩展腹地，包括开拓肥沃的新农地。
宋朝统治者相当重视贸易和与外国人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而且不止中亚、印度次大陆，甚至抵达非洲东海岸。而到了明朝，这一进程开始进入缓慢的逆转期。1371年，由于大规模的日本海盗对中国船只构成了威胁，明代明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1390年的一项法令宣布：“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明朝统治者又相继颁布了禁令，首先禁止私营贸易，然后是政府贸易。正如马戛尔尼所抱怨的，到1757年，广东（今广州）成为允许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城市。
1411年大运河的成功重建，连接了中国北方与长江边的稻米之乡，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它标志着对沿海航运以及海军需求的大大降低。在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从宋朝帝国江山的稳固到明朝早期出色的海上探险活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拥有多层甲板帆船（多达4个甲板、4~5个桅杆和12个帆），使用船尾舵驾驶，有航海图和指南针，可容纳500人左右。15世纪，郑和下西洋，是一次伟大的航海壮举，其航行范围到达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他所乘载的轮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便急剧下降。1436年，政府禁止制造适于远航的船舰，减少小型船只的建造。为何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孤立和内省倾向，其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后人未能延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明朝政治态度的转变；由于首都1421年从南京迁往北京，统治者对北部边界更为关注，对沿海的兴趣日益减少；更加关心航海的成本和为对抗北方蒙古而进行的军事探险的相对失利。统治者确实也存在一些担忧，因为沿海中心城市与其他陆地接壤，有可能成为动乱的发源地，毕竟维护社会秩序始终是中国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而且，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骄傲自大，总认为他们的文明远远胜于那些野蛮人（即中国人以外的人），使得这种专断独行和孤立主义的观点似乎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符合逻辑的。此外，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也使以大国自居的思想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1500~1800年，经济停滞让位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适度繁荣。国家的粮食供应稳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种植面积的扩大，尤其是西部和中部省份移民安顿下来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包括一些新型农作物(例如玉米和花生）的种植，以及更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各方面的综合发展，促使中国人口在1400~1800年增长了5倍；而1300~1400年的时候，它还是呈急速下降态势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往往容易被忽视：它被中世纪早期的经济革命掩盖，经济增长也只是伴随着相对较少的新发明，远不如宋代发明创造的规模和成果，另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最终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成为1800年后对所有经济体进行考量的最真实也最无情的标准。不过，18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印度，欧洲充其量只是经济大球场上中等水平的球员。正如亚当·斯密1776年观察所说的：“中国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为富有。”确实，一直到1850年，伦敦才取代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18世纪末叶，英国通过运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和本国充裕的煤炭供应，摆脱了日益增长的资源受限，但是中国一无所有，那么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时拥有足够的可用资本，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在参与棉花产业起飞的过程中，只消耗了相对较少的资本这一事实。尽管中国的商人无法享有英国商人那样的独立和权威地位，但是他们仍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毫无疑问不会处于劣势地位。与欧洲相比，中国对投资的支持相对更少，但是中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市场的成熟度比欧洲还高，建立的时间也更长久。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讲”(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①。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还有肥沃的良田。整个19世纪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玉米秸秆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为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8.3%~25%。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国不具备能使其渡过日益严峻的资源受限难关的外生手段。
①高水平均衡陷阱，指中国的传统农业在当时的资源和人口条件下，已经失去内部发展动力，必须有其他因素介入，才能摆脱困境。——编者注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在融合了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意识、一种对发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机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术进步一直在推进。”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英国国内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它实现了发明、应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中国依然沉浸在陈旧的生产作业里。在英国，小规模家庭作坊被证明是后来工厂体制的先驱，而在这种农村工业化水平至少与英国持平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英国的经济逻辑揭示了家庭作业与工厂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英国的情形并不适用于中国：广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没有带来中国的工业革命。
中国人眼中的“国家”
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是它们对各自工业化进程时机的把握，而是两者政治构成的本质存在深刻的不同，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2000年，而且其影响难以计数。毕竟，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欧洲模板显得那么贫乏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对几乎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杈控制的帝国政权统治。相反，政治权威转移到了许多小国手中。甚至在统一的进程和现代民族一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欧洲仍然保持着分裂为多国家制度的特征。与此相反，中国从未丧失过帝国的国家制度，这种体系是经历了紧张的诸侯间争斗后显露出来的。实际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国，仍然或多或少地与其在清朝达到最大地理范围时所获取的国家保持着共同的边界。中国的平衡状态是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而欧洲则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组成的团体。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型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
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
要治理的疆界太过广阔，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高压政策来行使其统治。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所需要的资源也是极其可观的。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武装力量确实仍然显得比较薄弱，至少到20世纪初叶还是如此。相反，国家权力主要依靠通过高压政治来强化服从观念。在明朝和清朝，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相比之下，欧洲恰好相反：欧洲人并不把灌输价值观和文化思想当成国家的责任，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职责一直都由教堂来履行。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人士，都认为这种道德教义本身是可取的，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层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书，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另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中国还试图宣扬对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那些它认为会造成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
除了宗教控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后者是到19世纪末叶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正如历史学家王国斌所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缺乏对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关注，欧洲的统治才会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在欧洲统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体制可能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和预防社会动乱。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是家族和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姓氏和血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家族或血统关系盘根错节，均以追溯男性祖先为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只有不到500个姓），它们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员关系基础之上的。每个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通常会排斥外姓人，因而也会造成社会的分化。
封建国家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连，后者着重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在于一种认知，即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这里也不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周王首次阐明他治理国家是遵“天命”，自己是“天子”，民众要忠于天子的统治，宣称统治者必须对引导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力量负责。
中国人的天子概念，不同于西方人认为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子胜于一切，但他并非造物主。与西方人“君权神授”学说不同，天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上天的子民通过道德获取力量，这一做法使人民不会质疑统治基础，只去思考皇帝的道德统治及其政策是否合理。连年的收成不佳、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可能会质疑皇帝的统治权力：这种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和经受声势浩大的民众暴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那时，上千万的民众都开始相信：天命已经召回。
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概念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在干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调节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职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管理粮仓储备以确保粮食的供应能相对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对一些从时间标准来衡量可谓规模庞大的基建项目，例如为防止干旱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中，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都大相径庭，欧洲人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情况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守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路径的单一观点。
总之，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很久以前就获得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与欧洲的历史进程相比，它应该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此外，从后来的17世纪起，在这些力量的驱使下，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展逐渐向外向型转变——战争的危急、国家对财富的追求、政治代表的呼吁，这些都与中华帝国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截然不同。与欧洲不同，官僚机构在中国已经存活了1000年；它很少与邻国发生战争，大部分时间都与邻国相对和平地共处，双方维持着朝贡体系内的关系。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灭亡时,公民身份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创造的活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
内忧外患
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开始逐一显现。它第一次尝到的苦痛，是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在后来的19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困难开始增多，加上一系列地方起义和四次影响巨大的起义活动（即1855~1873年的云南回民起义，1862~1873年西北地区突厥后裔发起的另一场回民起义，1853~1868年北方的捻军起义，以及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开始动摇。
在所有这些叛乱中，太平天国运动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交锋失利，王朝政权的统治基础已变得岌岌可危，加上1848-1850年发生的严重洪捞灾害和饥荒，太平军首领认为举事的条件已经成熟。太平天国运动最先从中国南方开始，随后跨越长江下游的许多肥沃地区，辗转到北部和西部，直逼北京：据估计，这次起义造成了大约2000万~4000万人死亡。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极力向众人说教自己对基督教《旧约全书》的看法。保罗·柯文将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描述为，“一种融合了福音派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性清教和儒家乌托邦主义的怪诞炼金术”。起初，这场运动得到了从北方迁至南方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客家族的大力支持，并包含一股强烈的反满族势力（清王朝是满族人的天下)。运动持续了几年，但结果一直不甚明朗，最终为清王朝和英法联军所镇压。尽管清王朝最后取得了胜利，表明它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其道德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再也没能恢复。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日益增强的勃勃野心和侵略行为，逐渐成为19世纪70~80年代的清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设法抵制英国的要求，但未能成功，最后只能允许进口产自印度的鸦片，并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它涉及赔款、割地（损失香港岛）和设立4个通商口岸等内容，英国在这些口岸享有特许权。不过，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鉴于英国入侵的事实，清朝政府没有被迫重新考虑自身的态度：实际上，这个王朝国家继续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视同仁，无论是北方草原还是中亚地区，再或者是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附属国，例如朝鲜和越南。中国人的优势心态和自信意识仍然顽固地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开始有所变化，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洗劫并火烧圆明园，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通商口岸的出现，在通商口岸地区，西方公民被授予治外法权；容许其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传教士享有在中国境内旅行的自由；给予更多的赔款。中国开始失去对一些重要管辖区域的控制权。
1884年，在对越南战争中，法国成功粉碎了中国海军。在历史上，越南长期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如今却被法国殖民统治颠覆。海军之战暴露了一个发达的欧洲工业国家同一个农业大国之间的悬殊差距。战斗刚开始，中国的旗舰就被鱼雷炸沉，不到一小时，所有的中国战舰都被摧毁，从此，法国控制中南半岛的道路变得无比通畅。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如同与法国的战争那样，这关系着中国对其附属国的影响力，朝鲜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与中国关系最近的附属国之一。面对工业强大、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邻国，中国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款超过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朝鲜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失去了台湾和东北地区，并进一步开放了4个通商口岸，日本赢得了在现有的多个通商口岸中建造工厂的特权。日本的胜利让西方列强看到了希望，它们纷纷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并逼迫中国做出一系列让步。到20世纪的时候，随着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和俄国等八国侵入中国境内，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和制约。
强加给中国的主要不平等条约
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
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1843年）
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1844年）
与法国签订的《黃埔条约》（1844年）
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的《北京条约》（1860年）
与普鲁士、德国海关联盟签订的《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与英国签订的《烟台条约》（1876年）
与葡萄牙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
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
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1896年）
与英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
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的《辛丑条约》（1901年）
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1915年)
在日益高涨的反西方情绪刺激下，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并受到1861~1908年享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起义者对外国传教士及其他西方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最后，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组成的一支外国联军侵犯北京，镇压了这次起义，并在紫禁城驻兵一年多。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让步，其中包括新一轮的赔偿。虽然中国没有陷于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它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军队可以自由进出。其通商口岸类似于小型殖民地,传教士拥有特许权，可以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进行传教和劝诱改宗的活动。外国公司有权在中国建立子公司，不用缴纳任何赋税或关税。中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变得日益穷困。但是，即使后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南征服了大片土地，中国也从来都没有沦为殖民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于中国1949年之后的复苏来说，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干涉面前显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刺激部分有志之士发起了一系列旨在让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改良运动。然而，与日本不同，中国清政府实施变革的决策，是由极少数精英做出的，并且从来没有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同和一致同意，所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这些改良一直在犹豫和零碎中进行着。除了一些文人和诸如康有为那样的有着广泛社会关系，而且精于新思维和传统儒家教义的学者之外，此次改良运动的发起者还有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官员。问题在于，除了1898年的短暂时刻，他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政府既不理解也不接受现代化的必要性，更不用说会发出一种紧迫感，他们仍然采取消极的或者积极反对的态度，不像1868年后的日本政府那样，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动力。然而，这是关于武装部队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改良，包括首次在伦敦和巴黎等大都市建立外交场所，进入20世纪之后，还对教育课程进行了修订，加入了西方的科目。当1898年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它终于受到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鼓励，但是这种认可仅仅持续了几个月。
改良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现代化进程逐步变得与西方国家密切相关，而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整个国家蒙受了百般羞辱，所以，这帮改革者被统治者视为受到西方蛊惑，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叛徒。结果，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发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敌意和不满，一并反映在反对改良运动的进程上。中国拥有单一的和高度集中的政府体系的事实，也阻碍和扼杀了推动本身就摇摇欲坠的改良运动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权力更加分散。在儒家思想统治下，这个问题是混合存在的，使得其他思维方式很难享有一席之地。直到1900年前后，改良的想法才被实际纳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内，并受到广泛的争辩——坚持区分中国“本质”和西方“方法”（另一种说法即张之洞的名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那之后，其他思维方式才开始占据一席之位，包括各个派别之间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最终在1911年的革命中达到顶峰。尽管在此期间，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下滑，但是它并未消亡。人们也不应该认为它与变革无法协调。不过，它确实迫切需要像早期与佛教和道教所发生的那样，同其他的思想相互融合以重获新生。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权力危机，主权十分有限，需要不断地寻求占领国的批准。由于被迫支付大量赔款，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依靠从外国银行贷款来履行义务，这意味着它经常处于财政窘迫的状态。清王朝赖以粉碎各种叛乱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队，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离心倾向，同时其体制还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民众的不满和失望，对抗清朝的反满情绪不断蔓延。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后彻底垮台，这个统治中国长达266年之久的朝代，最终让持续了2000多年都未被改写的王朝体系在中国大地上落下了帷幕，中国这段漫长的王朝统治经历，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长久的连续统治的奇迹。它被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政府替代，但是却无法迎来一个全新并充满更多希望的时代。孙中山创建的体制，被证实是中国后来出现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前奏，在军阀割据中，有限主权让位给一种更为糟糕的东西，即慢性的多重分裂主权。孙中山处于一种非常软弱的境地，既没有军队受其指挥，也没有政府机构供其支配。他让位于袁世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委派到各省的军政府首长成为军阀彼此争吵不休，在各国列强势力的支持下共享统治大中华的权力。1916~1928年是军阀混战时期。不仅当时整个国家——如果不从法理的角度而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分裂，而且这也是几百年来头一次出现军事势力和外国存在变成中国未来仲裁者的情况。
仅仅在1928~1937年的9年时间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被推上国民党领袖的位置，中国才变得相对统一。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因为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其他外国列强也在中国境内驻扎。他的政权缺乏农村地区的支持，而共产党在南方地区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还于1934~1935年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试图躲避国民党对他们的正面攻击。1937年，这个国家还面临着进一步的精神创伤，日军从东北大本营向南推进，占领了中国富饶肥沃的东部省份——在那里聚集了中国大部分的产业。蒋介石早期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还默许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到最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对中国实施了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这对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甚至直到今天，它还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在1937年之后，共产党以爱国者的身份成为抗日战争和争取中国独立的中坚力量。1949年，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不像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实质上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逗号，是后来出现的将近40年的权力划分和外国占领的前奏，事实证明，1949年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
从这段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人们可以总结出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来都没有解体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为什么至少从长期来看，西方和日本占领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呢？
1911~1949年，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1911~1916年，实际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地方政权宣布从中央政府脱离出去的情况。然而，这些举动只是为了对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行动做出回应，而没有涉及原则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另一种足够强大的认同能够为分裂国家的形成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在中国辽阔的心脏地带，类似的分裂或独立运动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实际上，在19世纪末叶，受反满情绪的影响，汉族身份的认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排外性更强，而地区性认同不得人心，也没有得到任何民族主义的支持。而且，随着中国进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它也受到了现代民族和国家主义的约束——而外国的占领和统治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经历又强化了多个世纪以来由独特的农业文明孕育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为什么其他地方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经历证明，外国占领会给本国带来严重的伤害，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却是如此相对有限呢？首先，由于幅员辽阔，中国从来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甚至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也许是因为，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占领国都没有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想法：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继续在中国的主权下运转。除了东北以外，被外国持续占领的主要是通商口岸，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广阔无垠的农村腹地背景下的一小撮飞地。其次，到180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农业经济实体，拥有广泛的农村产业化、规模庞大的商业化和相当成熟的市场。一旦外国占领走到尽头，中国可以利用这种文化、技能和传统，来实现其工业化进程。再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策略，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高效使用的巨大资源，它们在整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与非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地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基本从零开始。强大的中国认同感，显然有助于中国人抵制西方和日本殖民主义所带来的许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和日军的到来，始终保持极其敌视的态度，并对自己被迫做出的让步抱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举个例子的话，这与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印度学会了适应英国的统治。尽管这样，中国人从未失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内在自信，或称优越感。
1949年之后
到1949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权削弱的状态。实际上1911年之后，中国遭受的不仅仅是有限主权，还是多重主权：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占领国（多重殖民主义）和国内的割据势力一起分享国家权力。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情形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历史，尤其是执著于统一体制长达2000年之久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简直无法容忍，它严重地吞噬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共产党人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主权的回归、国家的统一和单一政府的重建。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投降并撤离中国。1949年，随着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终于取得统一。正是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因此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广泛支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一个成就。
经历前40年的劫掠、帝国的覆灭和国民党的失败之后，共产党肩负着建立一个全新执政体制的艰巨任务。自西方崛起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战略选择：改革传统的封建体制，但1911年以前这种尝试未能获得成功；效仿西方的模式，但是这种做法在1911~1949年遭遇严重失败，借鉴外国历史来创建新的体制。事实上，最后一种选择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方案，虽然部分灵感源于前苏联，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在本国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产物，而不是舶来品。共产党人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较小的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后抗日战争中他们所控制的不断扩大的根据地中，还从1945~1949年内战中他们管辖的地区里，积累了很多施政经验。无论是晚清帝国，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政府收入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迅速重申中央政府对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权。虽然从18世纪以来，财政收支的实权一直保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但是中央政府再次收回了财政大权。
共产党是新执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当然，这都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来说的。在此，有个关键人物，即毛泽东。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他在赢得民心和新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使到今天，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人物。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新政权所表现出的根本实力和应变能力，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文革”所导致的灾难方面。尽管“大跃进”和“文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重建了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随后又着手进行了一项独特而成功的经济政策，引导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和西方国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评价1949年以后的时代，但两者都非常强调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新的起点，中国连续性和传统习俗的一个分界点。不难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强调他们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制度。毕竟，那才是革命的本质所在，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一些传统不良习俗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从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到儒家的等级观念，并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除了“二战”期间的短暂时期外，西方国家始终把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魔鬼的化身和怪胎，从历史到当代皆是如此。他们很少尝试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也很少试图体会中国与先前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是中断性。因此，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忽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历史上王朝时期之间的强大连续性。正如王国斌指出的，尽管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很明确——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儒家传统也强调减少不平等现象、限制土地规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同样,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国家必须为人民负责，这是中国的一项古老传统，只不过共产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了这个传统。在经济和社会安全领域，国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必须向员工提供住房、教育、保险以及稳定工作。
另外，两者在政治上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统治模式，都涉及人们与国家之间的隐含契约：如果国家未能履行其义务，那么农民就有孟子所倡导的反叛权利。在皇朝年代，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天命；在社会主义时代，则是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抵御和战胜资产阶级的名义体现出来,在毛泽东时代，这成为实行自上而下大规模动员的一种舆论，并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国家与这两个传统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专制的和等级的；这与西方国家直叙政治权力和正式代表机构的传统截然不同。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传统之间的连续性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两者都面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分歧的问题，并且都力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管理它们。儒家传统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手段，招募一个由高学历、高素质的精英人才组成的管理团队；而共产党人还通过采用发展党员的方法来为国家招募贤才。
因此，共产党传统和王朝历史之间存在很强大的连续性。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王赓武的观点相当明确，他认为新共产主义国家是“对旧皇朝帝国的取代”，并且“毛泽东有效地恢复了关于领导人魅力的观念”。国际关系专家赵穗生提出了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的论断：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然而，与共产主义的普遍原则相比，它与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重创辉煌，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更为相关。”
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轮廓不仅留有共产主义的痕迹，它背负的更多是中国的历史印记。
经济腾飞
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大约是同一时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的中国为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6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日本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继续剥削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的急剧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背景下去赚取高额利润。192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met)写道：
“整个中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经营，他们攫取所有利润。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服装厂、烟厂、铁路、水运、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在城镇还有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之下。”
中国的人均GDP,1820年为600美元，1850年没有变化，18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为540美元，1913年为552美元，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了中国这一期间所处的困境。1950年，仅为439美元，是1820年的73%,比1850年的还要低。这都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120年里的灾难性表现，而其中外国势力的侵入和占领是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现在只要提到1850~1949年这100年，就将其称为“屈辱的世纪”——这个说法很能说明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约80多年,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才刚刚开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
除了恢复国家统一以外，新中国面临的中心任务便是工业化。为此，它实施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建设大型公社的方案，以收取农业税的方式从中提取农业盈余，然后投资于重工业部门的建设。其经济政策较为特殊，就是避免运用市场的力量，主要依靠国家和中央的统筹规划，这与苏联模式如出一辙。尽管毛泽东的领导经历了沧桑变迁——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国还是令人惊奇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0~1980年，其年增长率达到4.4%，整个国家的GDP翻两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印度较为逊色，同一时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仅增加50%。中国的社会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重点强调教育优先、扫除文盲、促进平等和改善医疗，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了4.5倍。中国还设法规避了困扰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如人口增长、农村地区的贫穷、巨大的贫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居民大量失业、教育和卫生经费薄弱。
共产党第一阶段的执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家命运。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20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困扰中国历史近百年。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第4章
中国与西方：相互融合，还是相互竞争?
“‘先进’、‘发展’和‘文明’之类的观点将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这预示着西方社会将面临一次级别最高的生存危机，其政治后果我们无法预测，但造成的影响肯定无比深远。”
第一次来中国，我们就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了然于胸，而且很自然地会根据经验总结出一般规律。但是，实际上西方人和中国人对当代世界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也难怪石约翰会认为“西方文明是最狭隘的文明，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的观点放在眼里”。而且，不像其他伟大的文化那样，西方人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强迫别人放弃原来的观点，排除异己并将之抛于脑后。这种情况最后可能导致自相矛盾，即西方人认为他们对当今世界做出的贯献远远多于其他国家，而这恰恰是说明他们并未理解现实情况的最好例证。
——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当西方游客第一次来到上海、东京或吉隆坡，注视着高楼大厦和大街上拥挤的汽车，漫步于时尚名品购物店时，他的反应一定是：“实在太现代了！”稍事停顿后，他又会认为“这实在是跟西方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有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而且其中一部分已与西方不相上下。不用大惊小怪，他们的现代家具和衣着肯定具有很多类似西方的特点。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存在一种自然倾向，即根据自己熟知的情况来判断陌生事物：我们都是彻头彻尾的相对论者。一旦发现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模式，我们就会认为它们与我们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看到其他地区有现代化和进步的迹象时，西方人也会认为这些社会或文化正朝着与其一致的方向发展，虽然它们可能仍落后于西方。当又一家麦当劳在中国开店时，西方人随即就会积极地认为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西化，变得和西方越来越相似。
的确，西方人一直都在反复强调这些印象。商人们在国际机场着陆，乘坐出租车去国际酒店，相聚金融区召开会议，最后打道回府，这就是同化的最终形态。无论坐落在哪里，现代机场都被设计得如出一辙，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和巴黎、慕尼黑、蒙特利尔的国际机场几乎没有差别，众多的中餐馆也是如此。酒店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是为了迎合国际潮流而不是按照当地人的传统来建设的。走在国际酒店里，你脑海中一定会浮现这样的场景：大多数男士西装笔挺,用英语交流，阅读的是《国际先驱论坛报》。
人们可能认为，在东亚国家居住和生活的外国人的经历更具启发性。有时候的确如此，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固守着西方传统。居住在东亚的西方人大多聚集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些城市想尽办法吸引西方移民。中国香港曾经历过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至今还留有一些印记；新加坡则是绞尽脑汁把自己建设成西方人的天堂，俨然一个亚洲内部的小西方社会。居住在这些地方的西方人也无须学习普通话或广东话，因为许多人都会说英语，他们觉得无此必要。聚居在亚洲的西方人往往享有某些特权，并和当地的主流社会基本隔绝：生活在香港岛的半山区或愉景湾，肯定与生活在新界的沙田有天壤之别。
这里的西方人大多是游客、商人或移民，他们在这种熟悉的、经过了“净化”的西式环境中度过大部分光阴，只是偶尔涉足当地主流社会，而不会真正地与之融为一体：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东方。认为我们不能从所观察到的现代化设施中有所领悟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建筑物、商业区、消费品和娱乐设施都能向我们展示它们的发达水平、优先考虑的事项，有时还可从中发现一些文化差异。但是，就像理解西方现代性一样，要真正理解亚洲的现代性，不在于看它的“硬件”而要看它的“软件”：人际关系、价值观与信仰、风俗习惯、社会机构、语言、礼节与节日，以及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些现象既难以看透，又难以引起足够重视。
东亚现代性的兴起
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国家的精英俱乐部继续被19世纪实现经济腾飞的那些国家主导着，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914年以前的世界发展模式似乎已被冰封，20世纪错失经济良机的国家，再也没有机会分得一杯羹。20世纪50年代，“依附理论”学派把这种状态归纳成一种观点：其他国家不可能闯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但是，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处于冻结状态，确实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它们经济增长和腾飞的可能性极其有限。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消耗了主战双方的巨大能量，世界其他很多地区也深受其害。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东亚出现了第一个令人兴奋的深刻变化。日本以极快的速度从战争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中恢复，但是，作为一个1914年以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国，其经济实力的复苏不足为奇。相反，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它们分别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非常小——一个小型国家、一个中型国家和两个小型城市。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战争的洗劫（其中韩国还遭受了朝鲜战争的破坏），而且都缺乏自然资源。但是它们都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后来的30年里，经常都能实现接近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相继加入了它们的队伍，随后，中国大陆也步入了这一行列。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1820~1870年，英国的GDP年增长率仅超过2%,而美国同一时期的年增长率也刚刚略高于4.2%。此外，后来的亚洲新兴国家——中国，甚至创造了比先前亚洲四小龙还要高的增长率。其结果是，一个拥有大约20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快速和积极的转型，东亚地区的贫困水平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25%(该数字在2006年是29.5%，1990年是69%)。
后来者不可能闯入先进国家俱乐部的神话已经被打破。相反，亚洲新兴国家的经历证明，后来者也能享有重要优势：它们可以学习他人的经验，借鉴和运用现有的技术，推陈出新，赶超发达国家。同时，这种奇迹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亚洲新兴国家也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政治治理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和民众支持率，不仅基于民主选举，还基于国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另外，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比较本土化，对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这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占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崩溃——的吸纳非常少。然而，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反映出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到目前为止，除了日本，现代性一直都为西方国家垄断。但是这种垄断地位现在已经被决然地打破。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性理论（卡尔·马克思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将逐渐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东亚国家的发展历程来检验这个命题。
转变的速度
所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都具备一项基本特征，就是转型速度飞快。1950年，它们还都是农业社会，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1950年，韩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与1920年的91%相比，变化不大——到1960年的时候是61%,而今天是10%左右。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农业人口仍然占到中国台湾总人口的一半，然而今天，这一比例为8%。还有印度尼西亚，从1960年75%降至现在的44%,同一时期，泰国则从84%降至46%,马来西亚从63%降至18%。至于中国，1950年，全国总共有85%的农业人口，然而发展到今天，这个数字一直徘徊在50%左右。另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也为大家讲述了同样的故事。1950年，中国台湾76%都居住在农村，而到1989年——仅仅过了39年，这一比例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当时城市人口已达总人口的74%。同样，韩国1950年的城市人口比例为18%，到1994年增至80%,马来西亚实现经济腾飞后，这一比例从1970年的27%增至1990年的53%。1975年的中国，城市人口是总人口的17%,预计到2015年，该比例将达到46%。我们还可以再考虑一下日本，该国在“二战”后实现了飞速发展，1950~1990年，其GDP以高于原来14倍多的速度增长，它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完成了经济腾飞的过程，实现了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1950~1973年，日本GDP以每年9.29%的速度迅猛增长。
与欧洲相比，这些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令人震惊。德国的城市人口从1850年的15%增至1910年的49%(该期间大体上恰逢其工业革命），再到1950年的53%。法国的这一比例从1850年的19%增至1910年的38%,到1970年时则为68%。而英国的城市人口在1800年时约占总人口的23%，1850年为45%，1910年为75%。对美国而言，1850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1910年为42%，1950年为57%。如果我们将韩国作为参照物的话（其人口大致与英国和法国相同），其城市人口在44年的时间里增长了62%,而英国在11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52%,德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34%(其100多年的涨幅也仅为38%)，法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19%(其120多年的涨幅为49%),美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28%(其100多年的涨幅为43%)。换言之，在耗时仅为后者2/3的情况下，韩国城市化的速度是德国的两倍多——后者是欧洲国家中速度最快的典范——是法国的三倍，是美国的两倍。
这种从农村到城市，从农耕到工厂的转变，体现出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要素转换。人们原本在古老的黄土地上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劳作，生活平静如水，几乎没有涟漪，工业化如同一颗被扔进水里的石子，从此为人们生活的喧嚣转型揭开了序幕。在工业化的情形下，不确定性代替了可预见性，人们再也看不清未来，更无法在过去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预测，在这里，人们必须向前看，再也不能一味回顾。虽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追求现代化作为一种日益增多现象仍只局限于世界少数地区，但是到21世纪初叶，这种转变已经在许多东亚国家出现，并且它发生的速度远比欧洲和北美早期的更为迅猛。对于东亚国家的现代性来说，这种变化的相对速度包含两个重要寓意，从而将它们与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性区分开来。
1. 对历史传统的追寻
亚洲新兴国家的人们不久前还在田间务农的事实，意味着过去已经在目前的生活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传统遗产仍然是当今追求现代性时代的一股极具生命力的力量。让我们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观点。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绝大多数祖父祖母辈的民众——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超过50岁，40多岁的也不少一大半辈子都在田间耕作。在中国，农村人口仍占50%，农村印记更为深刻：不仅绝大多数的祖父母将生命献给了黄土地，而且40岁的人大都在务农。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种现状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近3/4的台北居民认为自己是移民：每当邻近中国的农历新年，火车票必须提前数周预定，台湾中山高速公路会持续堵塞数小时，因为大量的台北居民都要回南方过节。类似的现象在东亚较为常见。上海是一个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另外每天还有进进出出寻找工作的300多万流动人口，其中就包括那些在街边摆摊卖水果和蔬菜的农民。上海与本地区的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背负着历史活在当下，现代性中融合着传统，这与欧洲城市的经历很相似。所不同的是，东亚国家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其今昔差别与19世纪的欧洲城市相比，更为明显和突出。
迫切追寻过去，也可从人们的态度和信仰中窥见一斑。初一、十五，许多中国人都会烧香祭祖。晚上漫步台北或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街头，你经常能看到人们烧纸祭奠先祖。清明时节，许多人都会返乡，凭吊祖先。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并不十分笃信宗教，但是不少中国人却相当迷信。日常生活中，许多台湾报纸都会在头版的显著位置提醒人们宜忌事项，其依据是阴历。在做重要的事情之前，许多中国人都会去寺庙拜祭和祈求神灵。许多人都会在选房置业时运用风水学，这可能会让最后的结果大不一样。在中国香港，只有请风水先生看过之后，建筑工程才能最终完工。即使是在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内的极具艺术气息的电脑公司，那些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且已经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员工，也会摆上贡品，烧香拜佛，祈求上苍保佑自己好运。这些例子不能仅仅从刚刚逝去的历史这个角度来解释，毕竟它们也反映了内在的文化差异。无论何种缘由，“前现代”思维方式的继续存在，是许多东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2. 从现在到未来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现代性包含着未来，与传统所主导的当下正好相反：人们的目光和思想都面向未来，而不是回首过去。但是这种现象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情况更为突出，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转型比欧洲要快，部分原因则在于美国没有被某种形式的前资本主义传统束缚，不用背负历史的重担前行。但是，比起美国，东亚国家面向未来的步伐更快，不是因为它不受历史的影响——正好相反，历史的印记很深——而是因为飞快的转型速度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转型体验和预期。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情形，亚洲国家的特征以一种超现代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嗜好变化、迷恋技术、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强大的适应能力。
因此，如果缅怀过去是亚洲现代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对未来的期望和对变化的强烈向往。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或者每7年翻一番，那么人们的体验和预期将会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后者的经济年增长率约为2%。这些不仅仅是抽象的宏观数字：假设收入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那么这种快速增长意味着大多数社会的生活标准发生了一场革命，即就业模式的巨大转变、城市景观的彻底改变、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加速进入国内市场。而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它改变了家庭等社会单位，给社会结构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对于英国来说，这种转变几乎耗去两个世纪的最佳时机，而对于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来说，只花费了不到40年的时间。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无论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还是站在有别于欧洲和北美经历的社会的角度，两者都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思维方法。一位台湾知名网络企业家兼作家詹宏志意味深长地说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屡次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结果也不足为奇，它培养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否则将无法应付如此快速的变化。
这种迅速变化的特性从东亚城市与众不同的特征和结构中反映出来。不像欧洲城市，或者确切地说是美国城市，它们的城市规划都经过了认真审慎的设计，亚洲城市通常没有这样的次序和条理：它们的规划较为随意，每个地区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建筑物的形状和大小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西方城市通常都有一个可以定义其城市特征的中心，而亚洲城市却很少这样：随着城市形态的不断变化，其城市中心也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状态，最后导致多个中心的建立。以上海为例，城市中心有陆家嘴、外滩、虹桥、徐家汇，更不用说浦东新区了。吉隆坡有金三角、双子星塔和普特拉贾亚。日本的东京，与中国台北和韩国首尔一样，都经历了一种没有方法和概念的成长过程，是自然发展的产物。缺乏规章、管制和秩序，是东亚城市的典型特征：尽显混搭之风，却无凌乱之感，虽无深厚的城市积淀，却并不缺失激情与活力，甚至还能让人流连忘返。人们在社会发展中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他们勇敢尝试，他们承担风险，就好像能够持续下来的只有变化。建筑的变化是经典的例证。欧洲城市数十年如巨人般岿然不动，而亚洲城市却表现得婀娜多姿，变化万千。你所钟爱的欧洲城市的地标——可能是一个书店或一个电影院，也可能是一个广场或一栋高楼，还有可能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当你下次来访的时候，它们依然各踞其位；而在亚洲城市，唯一确定的便是当你重游故地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让你几乎连这个地方都认不出来，更别说能够找到那些地标了。
在对未来或超现代性的追求上，日本表现出来的可能是一种最极端的方式。不像欧洲和美国，在这里你很少能发现破旧的老爷车在街上晃晃悠悠，这里也几乎没有二手车。相反，日本对新东西总是有着近乎贪楚的渴求。直到泡沫经济破裂前，日本汽车制造商一门心思地考虑的，还只是如何实现每年推出几款新车的目标，这与西方奉行“标准划一”的原则截然不同，日本电子公司以其不断改变生产线而闻名世界。西方时装界非常乐意一年举办两次收藏品展览会，一次在秋季，一次在春季；而日本设计师认为收藏品展览应该追求潮流，每年会有许多这样的展览，令人眼花缭乱。日本青年已经成为流行和时尚的行家里手，不论是在电子游戏领域，还是在时装服饰上，甚至是另类发型，或者移动电话，抑或打扮成宠物小精灵。无论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在日本当你走进美发店，店员都会拿给你一本厚厚的发型书，里面包括各种发型和颜色供你挑选。自然而然，日本成为消费潮流的引导者。不断提高和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一大快事。在这里，单脚滑行车的车灯会在黑暗地带自动开启，名片夹的盖子可以自动弹开，洗手间的坐便器带有令人应接不暇的表盘和控制开关，虚拟主题公园的游乐设施让你可能永远都无法想象，至于舞蹈机，让人对舞伴的需求从此显得多余。
如何界定现代性
在《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一书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试图对现代性和前现代性的特点加以区分。谈到前现代社会的时候，他说：
“传统的特点是回顾过去，这与只回顾历史而不展望未来的现代性没有区别……然而，从现代性视角来看，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孤立的，都与‘现在’紧密相连。”
在东亚国家的现代性里，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像吉登斯所描述的那样紧密相连，相反，现在和过去与未来都存在断层。过去和未来，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存在于东亚现代性中。它既非常年轻又无比古老，这种自相矛盾的特质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延续至今，但是现在，像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城市，又是最年轻最具活力的。上海浦东新区展示的是全球最新潮的城市风光，象征着一种雄心壮志和一个没有极限的世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哲学教授认为，“中国就像一个非常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少年。他能够看到目标，并希望尽快实现。他总是表现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屡屡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从社会和经济现实，态度和意识的角度来看，东亚现代性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独特综合体。我们可以将东亚国家描述为时间压缩型社会，过去和未来都被融入现在。世界其他地方200年的经验和历史似乎可以同时发生在东亚的同一地点。一切都是急匆匆的，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回顾。代沟异常明显，社会更像一个活生生的地质层。
关于现代性，吉登斯还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人口来说，血缘关系仍然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核心家庭中，但它们不再是跨越时空的有组织的社会关系的载体。”这一说法可能适用于西方国家，然而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团中却并不成立：在这些情形中，“血缘关系”经常“都是跨越时空的有组织的社会关系的载体”。例如，无论生意大小，海外华人都依赖家族制来实现其分散于全球的商业操作。此外，台湾地区、海外华人社团和中国的其他发达地区，毋庸置疑都属于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事实上，血缘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远比在西方国家高很多，无论其发展水平怎样，或者采用何种信仰体系。1999年，吉登斯第二次在BBC的里斯论坛（Reith Lecture)上发表演讲时说道：
“这种看法，当然不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完全消失。关于命运和宇宙的神奇概念和构想，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作为一种迷信而继续存在，人们对之半信半疑。”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现代华人社会：传统观念，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对祖先的崇拜和祈求神灵賜福的现象，依然是多数中国人思想和行为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现代化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中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所谓的现代性，认识它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我们得出的现代性概念，不能仅仅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基础上。随着新型现代性的出现，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和扩展。中国学者黄平认为，在许多方面，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都是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因此仅仅用西方人的概念，是很难理解中华文明及其现代性的。他总结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关于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是否脱离中国现实的问题吗？中国自身的实践，有能力产生替代性的概念、理论和更有说服力的文化架构。”
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在他的著作《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中写道：“我认为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由于时滞而非深刻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后果。”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言外之意：时间是一个相对暂时的问题，而文化则几乎无关紧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和速度，远远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它们具有真正持久的影响。最根本的是，认为文化差异不会对现代性的本质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那些国家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即处于经济腾飞之前或早期阶段，那么说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其落后的现状而不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似乎还说得通。但是目前至少已经与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发达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的转型，意味着文化差异几乎不起作用的命题可以拿到实践中检验。
一个经典的例外就是“二战”后的日本。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那样，尽管日本的发达程度至少可以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提并论，但是在本质上，日本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比如，社会关系的性质、机构的运作方式、家庭的特征、国家扮演的角色、政治体制的运转方式，都深刻地有别于西方。所以，无法想象把日本的现代性描述成与美国或欧洲的现代性相似，更不用说它是后者的代名词了。
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中国，其通往现代性的途径也是极具特色的。国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造起来，并且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国家也表现出根本不同的特质，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在现代化过程中孕育的方式，同时还因为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视自己的历史，并受历史影响至深。
文化差异的长久存在是根深蒂固的。1998年4月，我采访了两个身在北京的美籍华人，为了做一个电视节目，他们决定踏上前往中国的征程，到这个他们陌生的国家工作一年，探究这个国度的真面目，同时更多地了解他们自身。其中有一位名叫凯瑟琳·金（Katherine Gin)的女孩，当时25岁，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美国旧金山，她给出了如下见解：
“我认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人永远都在努力地创造自身，他们认为成为第一个做某事的人很重要。即使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也在不停地重新创造自己。而中国人却很少提出这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似乎对于它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有着更强烈的意识。当然，中国确实是瞬息万变，但是他们从来不问自己是谁，只是不断地将自己与他人作比较。”
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无法反驳的结论：中国人之所以对他们的特性有着深刻的领悟，是源于国家悠久、持续、丰富的历史；相反，作为一个相对新生且年轻的民族国家，美国人一直都在探寻他们的身份认同。
认为中国的某些文化特征可以由历史来解释的观点没有体现“文化本质论”。“文化本质论”认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群体都有一系列固有的特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相反，身份认同是不断变化并被讨论的。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起源于气候、农业生产方式、语言、环境、家庭结构和信仰等带来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特征，没有保留历史印记并对现在影响深刻。根据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彼特·理査森（Peter Richerson)的观点：“大量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文化的传播性是稳定的。”
西方化有多深
漫步台北，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是同时用中英文来命名。在台湾，打开电视，最流行的体育运动便是篮球和棒球。星期六晚上想去看场电影，虽然许多台湾电影导演享有国际声誉，但影院里放映的却大多是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前往人民广场的地下商场，时尚广告中的模特多是国际名模。闲逛到位于浦东新区的八佰伴百货大楼，你会看到许多用英文书写的装饰性彩带。上海复旦大学的优秀学生希望能够进入美国的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或者到上海的美国跨国公司工作。马来西亚的中产阶层30多岁时游历欧洲或澳大利亚的可能性，远比日本和中国的同龄人要大得多。在日本原宿和新宿疯狂购物时，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附和从时装精品店或咖啡屋里传来的西方流行音乐。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说话温柔的马来西亚律师告诉我：“我正穿着西方的衣服，说着西方的语言，看着西方的电影，今天是什么日子，完全由西方说了算。”甚至连“亚洲”这个词，也是欧洲人的发明。所到之处，你都能感受到西方的存在。西方现代性的绝对权力和动力，已经主导东亚国家近200年之久。从殖民主义到好莱坞，从英语到篮球，从公历到微软，从越南战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方已经并且会继续影响东方，反过来，东方国家对于西方的影响则显得苍白无力。在当代中国崛起之前，亚洲现代性只是通过日本对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批后殖民时代移民到北美和欧洲的华人、印度人、韩国人，他们对西方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饮食方面，另外还有语言、宗教和文化。东亚国家对西方国家现代性影响的吸纳主要体现在殖民主义时代和美国霸权之下的后冷战时代，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东亚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都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上述讨论引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东亚社会的形成，到底受到了西方现代性何种程度的影响？其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正变得更加西方化还是更少西方化，抑或甚至是两者相互矛盾的交织？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它们都是变化莫测、无法捉摸的。正如人们所料想的，历史关系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个国家是否被殖民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殖民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持续了多久。比如菲律宾，1542年首次遭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899年又被美国占领，直到1946年才获得独立；还有中国香港，在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占领，一直到1997年才回归中国；而日本却设法逃避了被殖民统治的厄运。
无论西方影响力是否正在增强，都让我们一起探讨以下四个方面——语言、体貌、饮食和政治，从而深入分析西方影响力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
语言
“一个群体共同使用的语言，正是他们分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种媒介。语言使共同历史的延缕和叙述变得可能……每一种语言皆有老老少少学习，以至于每一种鲜活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还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和表达。丢失自己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丢失自己的文化，21世纪的成千上万种语言都很可能会像20世纪的语言那样濒临灭绝。正如成功的台湾出版商詹宏志早期所说的：
“语言对于想法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你保持独特的语言，你就能保持一种创造想涛和思维的方式。传统都保持在语言之中。语言或许会阻碍我们走出去，但同时也能阻止他人闯进来。语言是我们的长城。”
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前20种语言中，几乎一半源于东亚国家（见图4－1)。与本质上是通过海外征服（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目前说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人数，大大超过它们发源地国家的人数）得以传播的欧洲语言不同，由于人口增长趋势以及陆地领土的扩张，东亚国家的语言得以在人口密集、粮食富饶的本土传播。它们之所以传到海外，主要是由于移民，因此，使用人数较少。汉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远远超过英语，但是普通话的使用者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相比之下，英语已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以其为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的使用者（亿人）
图4-1：世界上排名前20位的语言
随着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确立，1945年以来，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但是这对主要的东亚语言没有什么影响，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里依然非常普及。不仅英语未能削弱或取代主要的东北亚语言（汉语、日语和韩语)，那些语言本身也没有受到英语的影响。的确，日本人借用了很多英文单词——主要是名词，但这只反映出在本国文化中添加外来元素的一种典型的日本方式，其间日本的文化本质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日本——同该地区其他地方一样——穿着印有英文单词的T恤、经营一家有英文名字的商店，或刊登一则带有英文口号的广告，都是很时髦的事情，但是这与日本人说英语的水平和意愿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日本有一大批英语教师，学校也实施了多年的英语必修课，但是绝大多数日本人，既没有热情也没有能力说英语。不光是英语，日本人在语言上故步自封，而且还不觉得羞愧。而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已经成为怀有巨大热情的英语学习者，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给人印象十分深刻。英语名师在可容纳2万人的大型体育场内授课，所有学生一致重复大声诵读英语单词。但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丝毫不代表中文流行程度的下降。相反，英语仍然位居第二语言，掌握它只是为了与“外国人”更好地对话。总之，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雄心勃勃的精英人士来说，英语只是一种交流性用语。就其本身而言，中文与日语不同，它所拥有的英语借来词相对较少，实际上中文从任何其他语言中借来的成分都微乎其微。英语的兴起确实对中文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对大量多音节词的使用，但那也只是一种边缘化的现象：几十年前，曾有人提议，通过拼音取代汉字的方法使中文罗马化，到头来也化为乌有。
我们不应该对中文的延续性和应变能力感到惊奇。这是一门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语言。它的象形文字体系，为各种各样的中文所共享，其中包括普通话、粵语、吴语和闽南语等。超过70%的中国人（约8亿多人口）都会说普通话，当然也会说诸如上海话等方言，而且随着电视台和教育系统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说普通话的人数量目前正在稳步增加。普通话和方言，口音极易混淆，书写方式相同，一旦流于笔端则大同小异，这对于维持中国人共同的身份认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蒙古族和满族长期的影响下，汉语却能奇迹般地流传了下来。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未能对汉语施加影响，反而从语言上被汉语同化。中文对日语、韩语、越南语等邻国语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吸收汉字——例如韩语常用汉字和日语汉字，这些国家创建了自己的语言学。
尽管各国语言结构不同于中文，但是由于古代中文的博大精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文词语充斥了它们的语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那些说中文的外国人，经常称其为中国话，或称“中国语言”：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或者我将在后文描述的“中央王国心态”。中文甚至经受了字母时代的挑战，实际上，要创造出一种按字母次序排列的语言，使之能够融合如此之多的不同的中文语言，供世界上1/5人口共同使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主要讲英语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只有两个，它们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这两个地方，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而存在，虽然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但英语的使用也很广泛，还有菲律宾，英语和他加禄语都是官方语言。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除了菲律宾，其余都是英国前殖民地。英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此盛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英语在一个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环境中，能够充当一种有助于对话者之间交流的使者，它在印度的情形也是如此。菲律宾是一个语言纷繁复杂的国家，他加禄语与许多岛屿方言并存，那里的学生从12岁起，就必须接受学校的英语教学，这是该国作为美国前殖民地的余留影响。印度尼西亚的主要语言是印尼语，其旧殖民统治者的语言荷兰语，现在变得毫无价值。类似地，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前法国殖民地国家，法语曾经是行政管理和教育体系中的官方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从历史的长河中慢慢褪去。
这给我们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英语到底已经在何种程度上确立了其可供选择的全球第二语言的永久地位？在这方面，英语的地位一直以极快的速度稳步上升，已逐步在全球形成一种趋势，在东亚国家也不例外。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或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英语很可能是会议记录的主要语言，即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其中之一。东南亚地区的人们学习英语的热情十足。人们之所以认为英语的国际地位不太可能被扭转，主要有几个原因。全球范围内数额巨大的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被用来学习和使用英语，这成为英语得以持续扩展的强有力原因。英语在全球媒体中占主导地位，这很可能进一步加强了其影响力和渗透力。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能确保从技术和科学到互联网和外交等许多领域中，英语都是最重要的语言；最后，英语作为促进和传播文化及价值观的媒介，通过确保使它成为永久的通用性语言，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英语在全球的地位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虽然英语是令人惊叹的资产，但这并不代表它坚不可摧。一种语言的国际渗透力与其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和影响力是紧密相连的。美国目前在全球享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但其相对的全球经济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这必然影响英语的命运。就互联网而言，英语的主导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即便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随着中国互联网使用者人数多于美国的人数，它也势必无法保持领先地位。尽管英语依然是全球媒体的主流语言，可是随着全球媒体所有权的多元化，以及主要的西方供应商越来越多地使用当地语言作为扩大市场的一种手段，英语的优势地位可能无法长久地保持。实际上，这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例如，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阿拉伯语电视媒体半岛电视台，类似的还有印度电视台(Zee TV)、东亚的星空传媒（Star TV)和中国的凤凰卫视，它们都为默多克帝国所拥有，用各种地方性语言来播放节目。最后，尽管英语在新技术领域尤其是计算机方面有着特殊地位，但是技术创新日益多样化，加上现在的电脑能够支持多种语言的事实，都意味着英语迄今为止在该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再也无法得到保证。
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是近些年来发展的结果，因此可能只是一种相对短暂的现象。不难想象，一种更加多样化的情形正在逐步侵蚀英语的主导地位，最终还会取代它。随着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汉语变得越来越普及，不仅该地区内的中国人用其相互交流，就连其他民族和种族的人们也都钟情于它，把它作为第二语言。目前包括泰国和韩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学校中都把它作为一种必修或选修外语，人们普遍认为，它代表着未来的语言。与此同时，这种趋势也已在北美和欧洲国家出现。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这一势头也愈发明显。有越来越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在此就不逐一列举了——的人们愿意学习汉语。此外，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语言——日语、韩语和越南语，与其发源语汉语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与英语的共同之处。再过50年，中文很有可能会取代或者至少与英语分庭抗礼，成为该地区的交流性语言。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将首次出现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首选的第二语言的情形。
那么，就语言问题来说，认为东亚会服从于日益西方化的单向过程，将是非常错误的。古老的欧洲帝国语言，除了英语以外，现在都只剩下一点点边缘性的意义。该地区的主要语言，在它们自己的国度里，仍然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英语拥有而且正在大大增强其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第二语言的位置，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地位无限期保持下去的可能性，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以及这一现象对普及汉语的影响。
体貌
这里所说的体貌，主要是指生理特征，尤其是肤色，这会让我们有一个更为独特的认识。在这些方面，西方的影响非常深远，尤其在东北亚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相比之下，东南亚受影响的程度稍微轻一些。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人们的日常穿着非常西方化，尤其在华人社会，那些传统服装仅仅在相对礼仪性的场合例如婚礼上才派得上用场。传统盛装实质上淡出人们生活的原因，至今还不明确。毕竟，印度的情况不是如此，特别在像班加罗尔那样的“新经济”城市中心里，虽然西式服装很常见，但妇女围着面纱、穿着沙丽克米兹（上衣、围巾和长裤），男人穿着古尔达-巴贾马（宽松的上衣和裤子）的情形也依旧无处不在。
明治维新后，西式服装开始在日本流行。最初，主要是公务员出席正式场合穿，但是没过多久，便在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1930~1945年战争时期，人们普遍缩衣节食，用更为简洁的着装取代“华而不实”的日本和服。“二战”后日本为美国占领，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西化过程，许多人直接从战时着装转向了西式服装。从1960年左右开始，西式服装变成绝大多数日本人的首选，和服转变成只在特殊场合出现的着装，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和服并没有被遗弃。周末穿和服是日本城市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婚礼、成人仪式和葬礼，人们都会穿上和服。甚至有些餐厅和酒店，还把和服作为员工的工作服。
尽管如此，深受日本人青睐的西服，仍然是日本独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妇女在日常穿着中处处佩戴圆边的软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人的个子相对比较矮小，影响他们对服装和鞋类的选择。年轻妇女的穿着带有浓厚的女性色彩，反映出保守的性别角色依然是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对于日本的男性和女性来说，无论是在服装还是其他方面，都存在一种强烈的从众心理或团体意识，与西方的着装相比，它们较少强调个人主义。这种特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出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日本“外形”，日本近年来流行的儿童妇女的可爱形象，以及在国外很受欢迎的日本女优，都是典型的例子。日本最著名的三个服装设计师——川久保玲、三宅一生和山西耀司，20世纪70年代都登上了全球时装舞台，但却都没有超越西方传统的界限。不过，比起欧美设计师，他们具有自己的个性。日本设计师和欧美设计师各有千秋，日本设计师非常注重服装的材质以及使用朴素暗淡的颜色，善于创新，经常举行服装巡回展。尽管西方时尚界对展现女性身材极为关注，但是对于日本设计师来说，他们较少考虑女性身材和展现女性形体。事实上，川久保玲在设计服装时，会尽量避免公然展现身体的性感。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全球时尚界，日本设计师的这些举动均反映了日本的新审美观。
中国的经历与日本略有不同，但却都朝着极其相似的方向发展。千百年来，中国的服装都与社会阶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是社会阶层极为重要和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比方说，只有皇帝才能穿明黄色的衣服，皇子或王爷只能选用金黄或蓝黑色。正如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 Steel)和约翰·S·梅杰（John S. Major)写道：“在古代中国，如何着装，事关重大。服装为权力增添了一道神奇的光环，皇帝借此来统治整个国家。另外，服装还有助于区分文明与野蛮，男人与女人，高层与基层，适当与不当。简言之，它是一个致力于等级制度、和谐共融和自我控制的社会用以维持秩序的工具。”
因此，辛亥革命在推翻王朝统治的同时，也为服装革命提供了契机的说法便不足为怪。清朝的消亡导致陈旧着装规则的逝去。女子缠足和男子留长发的传统，在持续了一千多年后，终于烟消云散。随着鸦片战争和通商口岸的设立，中式服装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多，但是1911年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西方穿着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成问题。其结果便是“中西合璧”服饰的出现，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旗袍，它结合了汉族、满族和西方元素，成为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不可磨灭的记忆，在西方也是人尽皆知。1930-1950年是旗袍发展的鼎盛时期，它在海外华人中间广为流传，在香港风靡的时间更为长久。
1949年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着装时代，人们喜欢穿中山装。中山装的特征是高领短款上衣，与旗袍一样，它也是综合了日本、德国和苏联军事因素所形成的另一种“混血儿”服饰。国家并没有颁布关于服装的法令，但是这种全新的风格，清晰地反映出平等主义原则，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贫穷。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的着装才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并发展成现在的样子，如今，西式服装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随处可见，成为中国的主流着装形式。中山装也较为少见，为西式服装所取代。唯一留存下来的中国传统服装是短上衣（夹克），直到现在仍然十分流行，尤其受老人喜爱。延续古老的传统，中国妇女普遍习惯穿裤子，相比之下，其数量远远超出喜好裤子的西方妇女。在中国，人们从来没有赋予裤子男性含义，但是在西方，却曾经有过类似的隐义。除此之外，关于中国传统着装的资料非常少见，无论男式服装还是女式服装，也无论它们是以传统还是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旗袍”是唯一的例外，多年之后服务员和酒店工作人员等重新流行穿着旗袍。
许多设计师都试图将传统主题重新引入现代中国服装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邓永锵的传统服装品牌“上海滩”，但它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因为其摆放在香港分店的衣服，主要购买者都是西方人。另一家香港公司“源”（Blanc de Chine，一个非常有名的服装品牌，深受国际影星的喜爱），以及台北的夏姿·陈，也有类似的雄心壮志。还有其他设计师如谭燕玉、安娜苏等，尽管其设计主要以西方元素为基础，但是她们也不断地探索如何将中国元素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尽管人们在这个领域已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是现代中式服装最突出的特征是——当然是与印度等国家相比——它是如何西方化的以及它包含的中国传统元素到底有多少。与此同时，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元素，例如中式衣领和扣子，在西方时尚界已变得越来越普遍，反映出中国服饰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且东亚国家的服装模式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西方时装采用，从侧面体现了东亚市场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另外，东亚市场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也导致西方时装模特的英雄用武之地越来越小。
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会如此彻底地放弃他们的服装传统呢？很明显是由于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人们着装方面。如果你想成为现代人，你的穿着就必须西方化：西方服饰是现代性的一个象征。另一个经常会被提及的解释是其实用性：人们认为传统的着装形式对于现代生活来说很不切实际。但是这并未解释为什么传统元素没有以大众所能接受的现代形式表现出来：毕竟，这正是发生在不断创新的西式服装传统身上的事实。修长的连衣裙和衬裙，紧身上衣和马裤，高帽和燕尾服等，都已经销声匿迹，但是西方的服装传统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显然，服装的传统形式从未被看成日本生活方式或日本“王国”的根本，就像吉野耕作所说的，不像语言、食物、清酒和榻榻米等，传统服饰是日本准备遗弃的传统元素，该国视西方化为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的情形截然不同，由于传统服装与旧王朝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濒于灭亡。在今天中国的大街小巷，西方格调的服装随处可见。
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情形与中国大陆差不多，其中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另外，大多数东南亚地区情况也基本如此。主要的例外是马来西亚——还有印度尼西亚，只是其程度稍轻——当今绝大多数马来西亚妇女都习惯用纱巾包头，身穿马来套装（由围裙和短上衣组成)。面对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和多种族的融合，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妇女都用头巾、短上衣、围裙来表现自己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一方面体现出对马来西亚传统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各种各样的伊斯兰传统的借用，通过使用极其大胆的颜色，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马来风味。马来西亚人拥有强烈的时尚意识，当然，这主要是与中国人和印度马来西亚人单纯模仿西方着装的行为相比。
假设由于上述原因，西式服装已经在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里广泛流行，那为什么在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妇女身上却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形呢？可以看到在这两个国家，宗教在保持传统的服装形式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很多东北亚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宗教传统。印度的情况恰恰相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并具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影响力。而且在这两个国家，服装至少扮演两种角色：首先，它是宗教教化的一种反映，这一点在男装和女装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其次，它可能是区别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的一个标志。着装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度旁遮普邦那些一辈子不剪头发、包着头巾的妇女来说，确实发挥着上述两种功效。事实证明，宗教成为西方服饰在南亚国家广泛流行的阻碍，而在中国和日本，它很少被作为穿衣打扮的一个准则。
东京时装秀是白人模特和日本人的舞台，深肤色的人是从来都不会出现在秀场上的。川久保玲的品牌“Comme des Garcons”在展览中只选用白人模特。香港时装周非常重视白人模特，几乎不采用黑人或棕色人种为模特——如果有的话，数量也极为有限。时尚杂志通常都是《Vogue》或《Elle》等西方杂志的本地版——内容以本国语言为主，但是模特通常以白人为主。且不说日本，中国香港的大多数时装广告，都采用白人模特，包括佐丹奴、盖普的本地连锁店。几乎看不见黑人模特。漫步位于上海繁华地带的人民广场的地下购物中心，与前述几乎无所不同：其广告主要以中国模特为主，同时也有许多白人模特，但是深肤色的模特在此几乎没有市场。另外在印度，活跃于T型台和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几乎都是印度人，她们通常都拥有白晳的肌肤。
通过对美容专家杨青青和大量狂热关注体形的上海女士的采访，我试着理解白人模特数量众多而深肤色模特却极为罕见的原因。
“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可以接受外来物。我们看待外国人时，对她们的美丽更为宽容。然而如果她们是中国人，国人就会开始吹毛求疵。距离产生美，这正是我们偏爱西方人容貌的原因。”
由此引发另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文化是开放的，为什么中国人却并不青睐较深肤色的妇女呢？尽管我再三努力，她仍然拒绝谈论这个问题。曾指导过蜜丝佛陀品牌并作为中国流行歌手和影星美容顾问的台湾美容专家美玲，在论及相关问题时更是一语中的:
“在香港、台湾和大陆，中国女孩都喜欢美白护肤品。她们认为白色是美丽的。人们都怀揣与西方有关的梦想。对于蜜丝佛陀、兰蔻和其他护肤品牌来说，每个季节的趺色都是一样的，即白色，非常单调和乏味。我们尝试不同的季节为她们打造不同的肤色，但是她们只要白色。亚洲人喜欢白皮肤。70多年过去了，白色始终是人们的一贯选择。因为中国人的脸型——小巧的鼻子、高高的颧骨、窄长的眼睛，比起西方女性，皮肤的颜色对于她们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日本和韩国妇女，对美白产品有着极大的需求，美白护肤品在这些国家是如此受到青睞，以至于它们在电视台和各大报纸的化妆品广告中占据主导地位。据估计，2001年美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价值约56亿美元，在中国市场上也涨势迅猛，总值达13亿美元。西方化妆品公司针对亚洲妇女消费特征制作的大多数广告，都使用图片和文字，隐晦地说明亚洲妇女的“黑色”和“黄色”皮肤，从审美学的观点来看处于劣势地位。人们对白色的渴望，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在中国、日本、新加坡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同样是艳阳高照的晴朗天气，中国和日本女性会撑起一把伞，以保护自己的皮肤免遭阳光的直射，她们不想让自己的皮肤被晒成深褐色。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谋求将自身与东亚的其他种族，尤其是与中国人区分开来。在漫画和动画片中，日本人把自己描画为高度西方化的形象——大眼睛，有时是蓝色或金黄色的头发，再配上白皮肤。总体上肤色比中国人浅淡，他们喜欢视自己为白种人，而绝非中国和韩国那样的黄色人种。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黑色都具有高度消极的含义。美玲说：“在我负责编辑的化妆目录上，他们都不喜欢看到黑皮肤，唯独对白色情有独钟。”美国顶尖电影制片厂的一名高级主管告诉我，好莱坞电影或美剧几乎不需要黑人影星。放眼日本或中国的电视和电影，最受欢迎的长相属于带有西方特点的日本人或中国人。成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日本妇女来说，白人男友享有很高的地位，而黑色或棕色皮肤的男友是无法获得同样的礼遇的，后者往往很难进入她们的视野，要让她们选择黑人男友，那需要莫大的勇气。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西方模样对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肤色依然是一种有界定意义的符号，另外白色人种往往拥有金黄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和高挑的身材。很难对这些东西进行评论，但是相比本书中探讨的大多常见主题，这些方面的问题却更为普遍，对人们的心理影响也更为深远，而且能反映出一个种族更为根本的特性。日本人照镜子时，总希望能从中看到一个白种人，他们强调自己类似于白种人的那些特征（要找出二者深刻的身体差异，似乎也不太容易），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他们如何看待自身以及日本人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对于日本人来说，与西方人相比时会感到自身体质羸弱，而且还会发出一种民族卑劣感和不安全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过，把东亚人对白色的偏爱简单视为西方影响力的产物，那是错误的。这些国家的人对白色的渴望，有着与生俱来的根源。对于日本人和中国人来说，长期以来，洁白都承载着强大的等级内涵。如果你的肤色很黑，那意味着你只是个务农者，处于社会的下层：这种偏见深深植根于两国的国民心里，并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日益加深，人们普遍认为，白晳的皮肤象征着城市生活和富足，而深色的皮肤代表着农村生活和贫穷。国家与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同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差异性，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肤色来界定和强化。自明治维新以后，肤色成为日本人辨认他们自身与中国和韩国等邻国人的标志。更为普遍的是，这种颜色等级还重现于肤色较浅的东北亚地区和肤色较深的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其中东南亚地区按照肤色又可划分为海外华人、土著人口和海外印度人。西方模特的影响力，恰恰在于它可以与历史悠久的固有肤色观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我们将在第7章中深入探讨这一主题。
饮食
一提起西方化在东亚地区日益突出的表现，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麦当劳。2008年，中国一共有950家麦当劳（第一家于1990年在深圳开张），而早在2004年的时候，日本就大约有3500家，马来西亚也有300家。星巴克、肯德基和必胜客，在该地区也有许多家店铺：2008年肯德基在中国拥有2200多家分店，2006年必胜客也有140家分店。负责麦当劳在中国地区的广告宣传事宜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在1999年快餐备忘录上提出：“主要是因为现代性。快餐店是获得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新的‘西方’快餐店（尽管主要是麦当劳）变成了新兴中产阶层的地位象征。它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表明这些中产阶层能够过上西方式（通常称为美国式）的生活。”
不过，所有美国快餐店加在一起，也只占这些国家中所有饭馆和餐厅的很小一部分。它们可能会吸引众人的目光，但是却没有大大改变东亚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绝大多数国民，还是继续消费本土食物。在北京或重庆，中式食物几乎是所有人午餐或晚餐的必备品，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西式快餐——包括所有快餐中最流行的三明治，都处于大众饮食习惯的边缘。西式餐厅不会稳占快餐的垄断地位。相反，中国和日本的快餐店——那些为西方人所熟悉的面馆和寿司店，倒是随处可见，林立于大街小巷。
张光直在他的开创性研究著作《中华文明中的饮食》一书中写道：“在理解人类文化的时候，饮食的重要性恰好在于其无限的可变性，可变性对于物种生存不是必不可少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吃不同的食物；哪怕同处一种文化，人们所吃的东西也经常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此外，人们对养育他们长大成人的食物显示出极大的依赖性，他们对这些食物倍感亲切，极为熟悉。人们的本能也体现在饮食上：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食堂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中国学生吃中餐、印度学生吃印度餐、马来西亚学生吃马来餐的情形，大家各自坚守自己的饮食习惯，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我们可能偶尔喜欢印度、中国或墨西哥的食物，但是我们一日三餐主要还是吃西式食物，这是铁定的规律。
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语言中心，同时也是饮食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让人称道的饮食文化，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能比任何其他类似的饮食文化都要长久。像其他所有的饮食文化那样，中国烹饪有着天然优势，中国地大物博，而有些食材在其他国家是不常见的，所以特殊配料的使用让中国食物具备一些独特的本地特点。鉴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中餐共有的特点中也蕴涵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这一点不足为奇。事实上，比起单一的中国饮食传统，在此谈论中国菜系可能更为合适。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有四大菜系，即鲁、川、苏、粤四大菜系；也有人认为存在八大菜系，即在前述四个的基础上再加上闽、浙、湘、徽，还有人甚至可以数出十大菜系，也就是除了上述八大菜系，还可以加上北京和上海。从很早开始，中国菜肴就注意吸收外国的食物，如史前时期从西亚地区传入的小麦、绵羊和山羊，5世纪从印度尼西亚传入的香料，以及17世纪初叶从北美传入的玉米和甘薯，这些都有助于中国饮食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一般而言，中餐包括饭（谷类以及其他淀粉食物）和菜（蔬菜以及肉类）。均衡膳食，既要有饭又要有菜。
中国饮食的特点是灵活性和适应性，中国人积累的大量关于野生植物的认识可以反映出这一点，遇上粮食歉收和饥荒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便会找寻各种可以食用的东西。许多奇怪和特殊的材料，例如木耳、百合以及鱼翅等精美的食物，都是这样被发现的，后来成为中国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华烹饪还很擅长保存食物，这是北方人在饥荒时期和严冬里寻求生存的又一个结果。中国人对待食物的态度，与健康饮食的重要性息息相关，其根本原则建立在阴阳有别的基础之上，堪称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最后，很少有文化能像中华文化那样，以饮食为根本。中国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对饮食都极为精心，这一点甚至超过了法国人。几千年来，饮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御厨的重要性，在《周礼》记载的人名册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据记载，近4000人负责周王的饮食起居，其中2271人负责周王饮食。在英语中，标准的问候语是“你好吗”，而在中国，人们见面经常问“你吃了吗”，张光直认为，“中国在饮食方面显示出的创造性，可能源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即饮食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特质是无比重要的”。而谢和耐则认为，“毫无疑问，中国在饮食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创造力，比其他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巨大”。
在这幅饮食画卷中，我们还应该加入中国茶。没有人知道饮茶是何时开始的。到唐代，中国的茶业已经相当发达，但是要对中国的茶文化追根溯源的话，肯定还可以再往前回溯很多年。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水平。领悟中国茶文化，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态度，这一点与探究欧洲的葡萄酒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文化中，没有传统的茶馆或类似的场所；走进中国的茶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品种各异的茶叶，令人不禁眼花缭乱，沏茶时所遵循的步骤和品茶过程中的各种讲究，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另外，大凡茶室，环境都很典雅别致，的确能让品茶者充分地享受到中国茶文化所蕴涵的宁静和淡泊。虽然咖啡已经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但是茶水仍然稳居中华国粹饮品排行榜的首位。随着人们日益喜爱中国文化，不久之后，中式茶馆很有可能会成为许多西方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因此，仅凭中国人喜爱麦当劳，就认为中国饮食文化正在被西方化，似乎有些荒谬。的确，中国饮食已经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比如食材方面（川菜偏辣的特点最初便是从西班牙引入的），但是这种影响相对比较有限。从东南亚到北美洲，海外华人社区继续吃中餐的事实，充分展现了中国人对中式食物的特殊依赖性，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其他方面例如衣着和建筑风格，却可能会遭遇国人有选择性的摒弃。
日本饮食受西方的影响更大。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人就在西方饮食的基础上创造出大量可在家中烹制的食品。19世纪下半叶，日本人就已经试图学习制作法国菜，“一战”之后，西方菜肴开始进入中产阶层的厨房，尽管其形式上还带有本土化的特征。从本质上讲，外国菜在日本饮食中被作为正菜以外的配餐，这样做既能以日本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学习西方饮食，又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本国饮食的特点。奎尔卡（Katarzyna Cwiertka）认为：
“关于融合日本和西欧的食物、调味品、烹饪技术的基本规则，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形成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厨师对外国元素加以改造，再融入日本的饮食中。某些组合最终变成了后来日本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他的则被舍弃了，但是几十年后它们还可能重新出现，并作为全新和时尚的方式而备受尊崇。”
东亚国家的语言在本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东亚地区之外却难成主流，这与饮食的情况大不一样。贫穷的移民带着中国食物一路漂洋过海——例如在移民定居的早期，中餐馆一直是华人移民的支柱产业，任何一条唐人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欧洲食物对东亚饮食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发展，过去40年中从东亚迁移到西方的移民却对西方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日本、越南、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的餐馆——印度的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已经遍布西方国家的主要中心城市。在过去的25年中，日本食品受到美国西海岸人民的极大欢迎，从而创造出加州卷等新型日美混合美食。
总之，东亚饮食并没有西方化，反过来，西方饮食亚洲化的说法可能更为恰当。这与移民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由于东亚地区品种繁多的食材和高超的烹饪技术所致，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国家的饮食文化就逊色很多。以世界上最大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为例，在诸多当代国家中，该国所拥有的饮食文化，只能用贫乏和俗套来形容。英国烹饪艺术的空白，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饮食文化填补的，首先是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再次是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因而，英国菜肴实质上变成一个混合物：在饮食方面，英国类似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少拥有自己的特色，而是广泛地吸收外来风味。美国也可以用相同的说法来形容，无论如何，它最初毕竟是作为混血儿来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的。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点是世界各地的食品风味相互融合，但是混合的程度却不应该被任意夸大。当然，东亚地区的食物基本上还是本土的，与外来风格的融合只处于主流食物以外的边缘位置，不过也有例外，例如马来西亚那样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在饮食领域存在诸如中餐、印度餐和马来西亚餐等各种风味食物的共存现象，最终造就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佳肴。
政治和权力
西方普遍存在一个基本假设，即其他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正在被吸引，或不久就会被吸引，朝着以西方民主为特征的相似政体发展。这种观点基于对西方历史、经验和实践能够普遍适用的信念，认为所有国家都以相同的方式行使权力。事实上，政治权力的本质是因社会而异的。因为其抽象性和机械性的内涵，在此我们谈论政治体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更容易得出结论。原因很简单：政治的根源在于文化，特定的文化孕育出特定的政治。因此，它是一个既深刻又狭隘的概念。一个商人可以超越许多不同国家的民族界线，去经营自己的生意或展示自己的技能，一位知名学者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大学里举办学术讲座，而政治天赋却只能根植于民族国家里：这样的技艺和魅力是无法环游世界的，它们都是为当地民众精心打造和刻意雕琢的，源于深刻的民族文化。当然，大国领导人可能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羡慕和欣赏，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夫人，当代的巴拉克·奥巴马和曾经的弗拉基米尔·普京。
西方社会和东亚社会的权力本质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前者主要崇尚和追求个人自主和个性。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区——无论是东北亚（换言之，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还是东南亚，个人都在追求一种群体特性和身份：个体是作为某个群体的一分子，而不是从个人身份中得到肯定和认可。个人通过群体成员的身份来寻求安全感和价值。此外，西方的统治方式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的概念：即政府必须给选民提供一定的好处，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东亚政治则完全不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西方相比，东亚国家的政府在权责分明方面一直做得不到位，政府能实现的目标非常有限，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由很多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其中的因果关系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东亚政治不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其权力从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最终价值，与社会的集体福祉密切相关。政府基本上扮演家长的角色，人们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反观自己。虽然身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社会不得不变得更加实用——就像在发达国家所体现的治理思想一样，但是关于政府治理的传统思维方式依然十分强劲有力。这反映在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坚持家长式作风的一党执政的主张中，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还存在定期选举。
虽然这些概括对东南亚地区和东北亚地区都适用，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别。下面我将集中讨论后者，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从很早开始，中国就主要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待政府的职能，这一点极为罕见。儒家思想不是以神圣权力为假设，而是建立在道德秩序基础上的一个知识分子系统。统治者在治理过程中必须伴随着儒家思想的教化，同时还担负着人们寄予的制定最高道德标准的厚望。有一套森严的政治等级要求政府官员在获得升迁时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人们将政治体制等同于社会秩序，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从秦朝开始到清朝衰亡，这些原则一直不同程度地构成着中国统治的要素。
社会和政府的模式都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个人被视为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同时还是所属家庭的一分子。儒家文化家庭具有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孝心，父亲承担赡养家庭的重任，作为报答，子女都有尊重父亲权威的义务。国家也是效仿家庭而建立的，在王朝时代，皇帝就是“父亲”。其次，尽管中国人总体而言并不笃信宗教，但是他们与其他儒家社会一起，信仰神灵，即认为祖先是永远存在的。人们通过祖先崇拜的仪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这有助于强调家庭的延续性和血缘关系，体现该家族成员相对恭顺的本质。同时，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也鼓励人们像敬仰祖先那样尊敬国家，崇拜这个体现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机构。在中华文明里，家庭重要性所暗含的意义无比深远——远远大于西方文化中“家庭”一词的意义——在中国，人们普遍都十分重视姓氏，姓在名前。
在儒家社会，经由家庭这个单位来实现个人的社会化，一直是一个高度自律的过程。孩子们很小就认识到，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包括他们自身。人们了解自己作为公民的作用和职责，也是家庭责任的延伸。通过家庭，人们学会了服从集体，明白了个人相对于集体来说永远位居第二的道理。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主要依靠基督教来释化人们心中的罪恶感，从而约束和指导个人行为，儒家社会是基于人们的羞耻感和怕“丢面子”的心理建立起来的。儒家社会的纪律内化于每个个体之中，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在家庭内部进行，不像西方那样，要通过信仰宗教来实施外部诱导——尽管这一传统在日益世俗的欧洲已逐渐被弱化。
就是这样一种归属感力量——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家庭，后来延伸到社会、民族和国家——最终导致人们对自己的种族和民族，生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依存和喜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曾给外国人套加“野蛮人”和其他消极称谓，并从内心排斥他们。所有的儒家文化国家都推崇“公民”这一概念。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国民，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人们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对难以承受的西方压力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其中包括殖民主义。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可以说是不太重要的一个方面：认同的力量、对外来者的排斥和本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主要是由与生俱来的社会化进程的性质造成的。
家庭的作用，在于为其成员提供安全感、支持和凝聚力。换句话说，在儒学社会里，政府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其重点不在于实现外部目标，而更注重强调国家自身的利益、自我维持和自我延续。因此，这些社会表现出一些很明显的特征，例如强调国家的统一、稳定、连续性、凝聚力和团结，这不足为奇。因而，与我们所熟悉的西方情况不同，儒学社会对政府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在西方，政府实际上被视为一种人工构成，是人们试图掌握的一个机构，这些人自己都对其充满了怀疑，从而不断尝试去界定、去限制、去约束政府的权力。中国和其他的儒学社会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它们来说，国家本质上类似于家庭，是社会自然的和内在的组成部分，也是更广泛目标的一部分。像家庭一样，国家既不服从法律编纂，也不受任何限制。人们从来不用狭隘的政治方式去看待中国政府，更多地将其作为道德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引导者。它们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与自然运转之理中，这种普世救赎的角色为中国迎来了许多追随者。
对于西方人来说，理解和把握儒家政治文化的本质，是一件颇为费劲的事情，因为它与他们所熟悉的西方政治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西方人控制世界的时间很久，他们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认识世界，在理解和尊重差异方面不够精通和熟练。所以，他们只是从极其肤浅的层面来看待东亚政治。日本被看成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它有选举机制和竞争性政党，但是日本政体的运作与西方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的中国由共产党执政，西方人往往无法理解共产党政权和中国历史的长期进程之间的潜在连续性。事实上，我们不该讶异于日本极其特殊的政治本质，也不该对连接共产党领导和王朝统治的脐带感到吃惊。两者都是政治根植于文化的例子。
鉴于东亚政治的运作涉及很多不同于西方的习俗和惯例，我们能否得出任何关于其优点和缺点的结论呢？不管怎样，这对于那些思维开阔的西方人来说都是一个偏怪的问题，他们会不可避免地运用西方标准来加以衡量。打个比方，绝大多数西方人都将依赖性看成一种消极的东西，而东亚则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认为它是积极的。谁对谁错？无从判断。鉴于这些国家中相互依赖的力量和政府家长式作风的存在，一方面，东亚社会的下滑都可以看成向集权主义和一党政府发展的一种趋势，另一方面，这种家长式作风也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政府和领导者享受不同类型的信任，人们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来改变方向和政策。他们不会受到类似西方领导人那样的限制。在某些方面，东亚领导者更加平易近人，因为他们是从大局出发来审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同时，人民对他们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他们享有的许多权威，植根于家长制和依赖性的共生关系中，这促使他们采取较为长远的姿态，来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需要。
极具特色的东亚政治，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但它们是否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弱化呢？某种程度上，它们正在变得愈发强劲。总之，随着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削弱，人们逐渐回归到更为传统的家族观念中。而且，虽然家庭这个组织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由男性或家长统治整个家庭的风气远远少于以前——但是它与西方的家庭仍然存在极大的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价值观和态度方面：事实上，在亚洲所有的组织单位或结构中，家庭习俗的变化最为缓慢。正是这种深厚的力量，有助于塑造亚洲政治的特殊性，无法设想这些社会正不知不觉地失去它们的政治特色。
与生俱来的现代性
这四个例子并非要展示西方化的广泛影响，它们主要体现了西方化令人惊讶的局限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普遍性结论。第一，囿于西方化影响的有限性，东亚社会及其现代性仍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而且扎根并形成于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中。同时，这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只是简单地甚至主要依靠从西方借鉴经验，而是具备一种变革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能力，换句话说，其现代化根源于本土而非舶来品。获得亚洲现代性的第一个国家日本，便是例证。它可能从西方广泛地引进了大量的经验，但是最终结果却完全是极具特色的日本现代性。第二，如果只是原封不动地移植现代性，它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人们必须相信，现代性本身就根植于他们中间并且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所有东亚国家都深受西方或日本抑或两者兼有的影响。的确，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现代性都具备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混合性，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本土与外来元素的结合。但是如何划定这种外来影响与本国固有特性之间的界线，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感觉自己的现代性从本质上讲是被强行附加的，是一个舶来品，一个移植产物，那么这种现代性一定会被抛弃，其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当时的殖民者故意压制殖民地人民，防止他们与自己国家的产品竞争，这些肯定都是殖民主义时代没有一个殖民地社会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腾飞的深层次原因。殖民地的性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殖民地受异域的殖民者和文化的控制。唯一的例外是白人殖民地，由于它们与殖民者英国人是同一种族，血统相同，所以经常能获得不一样的待遇。
考虑到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独树一帜的特性，不言而喻，中国的现代性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取得成功，那就是让中国人民感觉其现代性进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中国现象。关于这个话题的唇枪舌剑，从1850年以后就开始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即“中国本质”和“西方方法”。直到今天这仍旧是核心之争。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中国古老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争斗，在我组织的一场讨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参与讨论的都是来自复旦大学20岁刚出头的学生。其中两个女生，高义和黄永依，不久就要去美国读博士，另外两个男生，王建雄和张晓明，刚刚在上海的美国公司里获得了理想的工作。他们可谓是精英，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赢家。
王：20世纪，中华文明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西方文化则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中国一直以来更关注过去，关注历史，而对同时代的西方则投注了相对较少的精力。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无法发展。西方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危机。
高：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的西方价值观一直存在着冲突。在如何处理这种冲突上，我们总是不知所措。这两种价值体系永远都是相互抵触的。我们经常都觉得很有必要回归历史，从中了解和理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之所以对历史如此专注，是因为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十分强大。
你对未来抱有更乐观的态度吗？你认为中华文明将继续处于边缘位置吗？
王：我们的文明正在步入一个关键时期。20世纪，我们主要使用西方的思维来发展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这并不是很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自己的方法论，来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照搬外国思想。这是我们20世纪已经主要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21世纪，中国人将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知识体系。
如果中国做到了这些，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变得更加中心和重要吗？
王：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中国将会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而且这种现代性既不同于美国——顺便说一句——也不同于前苏联。那将是一种全新的东西。
这种现代性的与众不同将会体现在哪里？
王：我们可以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当然，我们会利用西方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但是我们不会将它们移植到中国。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犯了一个錯误，就是总想把它们的体系和机制移植到其他国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精髓。我总是喜欢把重点归于文化精髓：改变或排除文化精髓是不可能的。
那么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王：5000年的悠久历史。
这种文化精髓的价值观是什么？
王：这种价值观是由艮多因素组成的，例如我们对生活、家庭、婚姻等的态度。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为我们的祖国是如此幅员辽阔，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你和张晓明都是学习国际金融的，但是你们所说的全部都是关于中国特色的东西。
王：全球化是西方化，但它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接受西方的思想，同时西方国家的人们也应该尝试着理解甚至接受我们的一些观点。现在的情形完全不是那样的：仅仅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的观念，反过来却并不如此。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我们失去了自身文化中的很多东西，这不禁令人忧心。现在我们都很害怕失去自己的文化。我们接受西方观念，不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好处，而是由于它们的新颖性。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所以我们接受它们。但是总体来看，我并不认为它们对我们有益。可能再过20年，就该是我们放弃它们的时候了。
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些中国人希望改变，另外一些则想保持原样。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我们都生活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在清代，我们闭关销国，拒绝与外界接触，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我们认为自己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个理由是无法全部接受的。当我们最终打开国门，才发现自己与西方国家相比，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现在，我们再次打开国门，正是因为这种开放，让我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影响。我们害怕会失去自己的文化和特性。我想要改变，因为目前中国的某些情形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我也很担心，在消除自己文化缺陷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失去中华文明中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
黄：尽管目前西方带来的影响无比巨大，而且有时还附加了一定的侵略性，但我认为中国不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因为它毕竟体现了一种厚重的历史积淀。哪怕表面的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其本质却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存在一种强大的核心文化，即便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这种文化也不会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经常会重现。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茫然的时期，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之所以感到迷茫，主要源于现代性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潜在冲突。不过，我还是坚信，新东西终将出现，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将会继续屹立于神州大地。
高：我们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比如我们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现在我更有信心。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并没有遭到侵略，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会被西方化，我们的核心文化依旧傲然挺立。
现代性竞争
当今世界的力量均衡，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1973年，美国、西欧、日本以及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笔下的所谓“西部分支”例如澳大利亚等国所组成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以加起来只拥有全球总人口的18.4%的比例却占有世界GDP的58.7%的压倒性财富优势，独占世界鳌头。到2001年时，这种景象却大为改观，这些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已下降为52%，同时其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4%。期间发生的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急剧上升，即从1973年的16.4%—跃而至2001年的30.9%，而其人口比例从1973年的54.6%略增为2001年的57.4%。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这种变化趋势将表现得更为显著。据估计，到2032年的时候，所谓的“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可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所组成的G7集团的相应份额等量齐观。预计到2027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为了阐述世界可能以何种方式日益走向多样化，还必须考虑其他11个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这些国家的GDP总和将达到G7水平的2/3，它们分别是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将稳步上升，但亚洲人口总量相对稳定地保持在略低于60%这一比例，其中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加在一起，2001年时已拥有世界总人口的37.3%，预计届时这一比例会略微有所下降。发达国家的人口比例将继续稳步下滑。
19世纪和20世纪都是西方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到21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将不到一半，表明西方时代行将成为历史。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不仅代表着一种经济力量均衡的巨大转变，同时还包含了更广泛的寓意。经济的繁荣有助于这些国家增强自信心和改善本国形象，也促使它们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其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亚洲新兴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们原本对西方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求，恨不得抛弃自身的所有特性去追求现代性，因为自身的特性与贫穷和落后划上了等号，而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它们逐渐迷恋上自己土生土长的特性，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对西方事物情有独钟。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关注传统中国家具的台湾人为数甚少，但是到90年代早期，他们的态度大为改观，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工艺品产生了兴趣。又如拥有类似经历的音乐，差不多也是在同一时期，本土或本地区的流行音乐取代了西方音乐的影响力。换言之，传统并未被抛弃，而是作为一种新型本土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重新表达。
同样的情形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1980年，很少有人知道或用心关注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全球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众人向往的地方——美国。在信息、音乐、政治、雄心、教育、电影、志向和心愿等方面，自东向西的追捧如洪水般势不可当。大多数东亚人对发生在纽约、华盛顿和伦敦的一切，远比对东京、首尔、北京和吉隆坡所发生的了解得多。东亚国家仍然非常密切地关注来自美国的消息——当然，这是与美国对东亚国家的一无所知相比所得出的结论，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詹宏志很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心态的变化：
“当我还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西方文学和思想上了，我的儿子现在十三四岁，相比之下，他更有机会实现创新，因为他可以同时学习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当然西方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现象），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现代性。很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具有多重现代性的时代：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悠然自得地坐拥其入怀。一直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西方制造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不可抵抗地呈现出自西方流向其他国家的单向性特征。如今，一切皆已开始改变。国家之间的交往和流动已经变成了双向的进程，或者更为实际地说，是一种多向的进程。关于板球比赛规则是怎样被打破的，可以说明这一点。以前，板球比赛规则是由英国以及两个前白人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定，但到了2008年，印度占板球比赛总收入的80%，并建立了板球超级联赛和8支球队，代表印度的不同城市和政府，而且正在招募许多全世界最优秀的板球手，让一向以板球比赛中心自居的英国板球官方非常懊恼。显然，板球的未来属于印度次大陆，这个地区将在决定板球比赛特征、偏好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曼联队和利物浦队在全球都拥有足球迷基地，那么旁遮普邦和钦奈也会在板球场上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
西方时代的标志，并不仅指西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还有它们在文化、科技理念、绘画、语言、体育和医学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领先优势。西方霸权意味着，任何与西方相联系的事物都拥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声望和影响力。白种人在全球都很受欢迎，在亚洲也是如此，因为它是权力和财富的同义语。鉴于同样的原因，西式服装在全世界也都非常流行。英语之所以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与美国在世界中的极端重要性也是密不可分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西方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更为人们所熟悉，因为西方向心力迫使或促使他们了解这些历史。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西方拥有全球范围内唯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价值观和观念。但是现在，西方已不再是现代性的唯一家园，随着其他国家逐渐成为前现代性国家，全球均衡在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印度教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印度服饰也是如此。现在，把中国的政治传统作为过时的遗迹从中央王国时代废除已经是不可能的，而且把西方看成现代化的化身和将中国与印度当做农耕时代的残存也是不可能的。随着非西方人口的不断增加，人们也会像现在熟悉西方历史这样熟悉中国历史，这一趋势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将不再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是逐渐演变为同一水平线上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平等竞争。在这个提倡合作的世界中，带有自身文化特征的中国、韩国和日本，正与差别极大的欧洲竞争，而且通常会取得巨大的胜利。
20世纪的特点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始于1917年十月革命，在1945年之后的冷战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最终随着1989~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当今世界的每一次冲突和每一场分裂，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分裂这个棱镜折射出来，接着又以极快的速度瞬时蒸发、烟消云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和他们的朋友们，想让我们相信，新的全球分裂体现为反恐战争——即他们所描述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冷战），但这是对历史的根本性误读。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最好形容为现代性竞争。不同于冷战时期，它不能定义为一个巨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鸿沟，而是一个总体的文化竞赛。新型现代性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在现代性的问题上，西方不再享有实质性的垄断地位，而且这些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也应该得到某种新形式的肯定，再也不能被视为“落后”或“失败”。相反，这些社会和文化日益感受到来自外界的肯定，并体验着一种新的合法性：不再对西方俯首称臣、毕恭毕敬，它们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信。
迄今为止，整个世界一直都是以西方的傲慢自大为特征的，西方国家相信它们的价值观、信仰、制度、机构和安排均优于其他国家。这种心态的影响力和持续性不应该被低估。对于因宣传民主和人权的需要而向其他国家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西方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感到内疚或进行自我限制。这种心态绝非仅限于政府，它多半反映出一种流行的文化共识。例如，许多西方女权主义者臆断西方国家的性别关系，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先进，而且与其他文化中的妇女相比，她们解放和独立的程度更高。
在西方，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深深嵌入的心理优越感，渗透至强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种族等各个方面。一个具有多重现代性的世界的崛起，正挑战着这种心态：现代性竞争时代将会破坏它。“先进”、“发展”和“文明”之类的观点将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这预示着西方社会将面临一次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其政治后果我们无法预测，但带来的影响肯定无比深远。这种假设已经巩固了许多代西方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看法，它已经越来越身陷囹圄。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本身具有普遍性，给其他所有国家都提供了毫无疑问的模式和榜样力量：这将成为未来若干可能性中的一种。正如在本章开头所引用的保罗·柯文的说法，这是一个至少直到近期，西方国家对此可能都毫无准备的推测：在未来的日子里，西方必须更多地将自己看成是相对值而不是绝对项，必须了解其他国家并向它们学习，不再假定自己拥有根本的优越性，不再认为自己具备了对世界的终极理解能力，不再视自己为文明智慧的聚宝盆。中国将在这场改变中承担重任，部分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以及其文化和视野的特质。另外，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即使发展千年或更久，还会始终认为自己具有普遍性，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认为自己实质上代表着全世界。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第二部分
中国世纪的来临
第5章 中国：超级经济大国
第6章 文明国家
第7章 大国心态：中国人在想什么
第8章 中国与周边国家：愈加紧密，还是错综复杂
第9章 中国：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
第10章 当中国统治世界
♦导读♦
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终于以一个经济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而面对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后金融危机时代将是中国模式薄发的时代？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传统，就无法理解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中国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脱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特色的民主体制！
西方人想知道：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持续性是一般国家所不能比的。中国要依靠文化改写世界秩序？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根源不在于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
中国将再次回到亚洲的舞台中央？邻国都在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朝贡体系将再次主导东亚秩序？台湾问题是容不得讨论的问题，日本已经很"受伤美国这头站在中国身边的"巨象"将何去何从？
依靠与西方发展模式有着根本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非洲、中东、伊朗、俄罗斯、印度、欧洲和美国将在中国的崛起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未来的国际体系将由谁来主导？
中国真的将要统治世界？中国拿什么统治世界，文化、思想、经济，还是其他？作为全球经济的引擎，中国经济给世界贡献了什么？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该如何作为？中国的崛起将是西方没落的开始？
尽管中国部分地区已经相当繁荣和发达，但是国内大约一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只能认为中国的现代性目前正处于上升阶段。它的一部分特征已经相当清晰，一部分特征才初见端倪，还有一部分特征尚未显现。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原因不仅存在于眼前的现实当中，更多地还体现在过去的历史里。中国与西方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它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别。中国的政治、国家和道德观，都以一种单一的方式建构起来，其邻国关系亦然。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正是他们构成了全世界，他们才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独一无二的特性。而且，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同，虽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遭受过殖民统治，但是整个国家却从未处于完全的殖民统治之下。殖民统治是促使一个国家走向西方化的一种强劲手段，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某些地区得以幸免于难，所以该国并未经历某些国家和地区(例如印度和中南半岛）那样的遭遇。幅员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这一点更为重要)，成为中国人能够按照专制主义和普世主义的范式来思考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认为这些情况均属过去，但正是过去的历史塑造了现在的中国，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现代性不是独立于当今时代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轨迹的结果。
自1949年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推进现代化上——由于拥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分心——这有助于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与西方是同质的而非离心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发展经历和它的东亚邻国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实现，它将发现自己受发展规则的限制越来越少，悠然自得的状态越来越多，而且，它还会迫切地希望从历史中找寻灵感，为当前的发展指明方向。
第5章
中国：超级经济大国
“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由此也改变了未来经济争论的话题。次贷危机中盎格鲁一美国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毗邻香港的广东省，那个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深圳到广州的道路泥泞不堪，尽管我们身处农村，路上还是充斥着各色人等和各种各样的车辆。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各时代大融合的最生动画面：妇女牵着牲口、手拿农产品走在街头，农民骑着自行车或驾驶三轮车形色匆匆，城里的富人开着黑色的梅赛德斯和雷克萨斯汽车，隐匿在黑色车窗玻璃里面，公路上还有一连串的面包车、皮卡、货车和微型客车，公路两旁的田地里，农民们正赶着水牛在小块的稻田里犁地。这个画面似乎把200年的历史都浓缩到了某一瞬间某一点上。这是一个正处于飞速变化中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当下，正在寻找和把握机会，好像这些机会一旦错过就永不再来。我渐渐被这源源不断的精力、创造性和意志力吸引住了。英国工业革命一定与这里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投机倒把、混乱不堪和活力四射——完全是一团乱麻。广东确实是一团糟。你目光所及都处于建设之中——似乎每件事物都在经历变化，我们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未竣工的公路和正在修建的无数建筑工程，到处都是清理土地的人。广东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
两年后，我跟着一个电视节目摄制组回到广东，希望能追寻到上次的足迹。但是当年的情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的混乱不堪被如今的井井有条取代。
这里有崭新的公路、桥梁、工厂、居民区和更多的小轿车，居然找不到任何有关两年前吸引我的时代融合画面的蛛丝马迹。在此期间，我获得过几个官员的帮助，但当我描述希望在电影上重新捕捉的画面时，他们耸了耸肩，好像我所描述的都是早已遥远的过去。对我来说，这不过是短短两年前的情景；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已是另一个世纪的画面了。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产物，广东正在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这里工厂林立，其中许多是港资企业，它们为全球市场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广东见证了中国经济变革的开端。
第一次“火山喷发”过后才15年，如今的广东已经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它已经不再保持当年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正在变得昂贵和稀缺，人们的期望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对越南或印度尼西亚来说，广东的工厂已经没有多少竞争优势。2007年，广东至少有1000家鞋厂关闭，占该省当年鞋厂总数量的1/6。这些鞋厂的老板正在将工厂迁往内陆省份，那里的生活水平即使不低于曾经的广东，也至少与它持平。广东正试图升级价值链，发展服务业，向依赖设计和技术的生产新时代转型，而不再压榨当地人民和来自远方城市的打工者。跟广东其他的城市一样，深圳和广州看起来正蓬勃发展，到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之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地区存在着天壤之别。深圳目前的生活水准可能还无法与香港齐平，但两者的差别正在急速缩小。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广东已从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发展到与西欧欠发达地区平起平坐的水平。
1976年毛泽东逝世，谁能预料到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时期，处于将完全改变本国形象和财富的最显著经济增长期的前夕？事实上没有人预料到。这种事情是不可预知的，就像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1989年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那样让人意想不到。中国在“文革”中变得四分五裂。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成为新的政权掌舵人。首先面临的便是“文革”遗留下来的经济灾难和政治混乱。
这有一个颇为有利的预兆。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相对温和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成为东亚地区的一个例外。东亚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显示出经济进步的趋势：日本正在蓬勃发展，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已经经历了经济腾飞，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处于经济腾飞的早期阶段。主要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民众，另外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是这次经济转型的关键人物。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周边那些近在咫尺的榜样国家和地区，正在向它示意若干的可能性。中国的东亚腹地正在被整个区域的经济革命改变。当然，中国面临着独特的问题，尤其是其国土面积的幅员辽阔和民族的丰富多样性，以及内战遗留下来的动乱。除了长期被孤立，导致当时情况发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自身，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贸易禁运（美国全面禁止与中国的贸易，直到1971年才解除封锁），再加上苏联1959年停止了所有援助和撤离了所有人员。因此，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远远多于韩国，尤其在冷战期间后者还享受到美国给予的大量保护和援助。
改革的进程始于1978年，当时在东南沿海设立了一些经济特区。最引人瞩目的是广东省的部分举措：抛弃传统的农村公社，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鼓励农产品进入市场。改革遵循循序渐进的、局部的和实验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会被推广到其他地区，如果失败了，就会直接被否定。这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与“文革”时代和毛泽东时期更为普遍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邓小平借鉴精炼传统的话语和儒家思想，提出：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和摸着石头过河。新的经济方法在党和政府内掀起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有必要进行从上到下的大规模人事变动。1978年，邓小平宣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随后媒体发表评论说：
“政治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包括整顿党政之间的关系，权力和司法机构、群众团体、企业和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它涉及数亿人的利益，是一项艰巨和长期的任务。”
改革计划通常被狭隘地局限于经济方面，仿佛它并没有产生什么政治影响。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不仅涉及一场经济革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次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革命，这场改革运动对整个国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变革，囊括从工作方法到人事部门等一系列领域，涉及从普世主义和意识形态模式到一些更接近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型的东西。国家转型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权力的下放，这被看做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先决条件。决策制定权，包括事实上的财产权和财政权力，都被分散到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手中。结果，作为GDP的部分份额，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大规模地急剧缩水。
几乎从改革一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从毛泽东时期的4%~5%，转变为1978~1992年9.5%的年增长率。然而，中间也经历了短暂的间断，但随后，在1992年农历新年之际，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宏伟气概，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沿海腹地“南巡”视察，并在与香港毗邻的全新城市——深圳发表了讲话，不仅重申了市场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发出了感人的号召，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加速改革的进程，并在一段著名的讲话中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人们致富，然后让先富的人通过向国家纳税来帮助穷人致富”的观点。直到那时，改革进程还主要集中在南方，但现在已经开始向内陆省份转移，并且最为关键的是，它已经转移到之前号称“中国的经济发电站”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等地。这一举措引发了外来投资的又一波热浪，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华人（直至今日，他们仍然是中国外来投资的最大单一来源），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对美国的出口也迅速地增长。邓小平号召大家接受市场经济，鼓励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一场经济热开始横扫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比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农田和村庄到浮华的城市中寻找工作的场面，更能象征着“新边疆”的经济精神了。
从一开始，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就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如何制定经济政策方面，邓小平思想与这些国家信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大家都遵循务实和非教条主义的观点。但是，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没有哪个国家能提供一个合适的发展模式：它们当时所具备的条件，尤其是中国，在国家的幅员辽阔和民族多样性背景下产生的条件，实在是太不同于其他国家了。而且，在始于1980年左右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可能像日本和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那样，依靠关税的保护来实现产业和公司的成长，直到它们具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另外还存在一个困难，即与亚洲新兴国家相比，中国仍然受到来自美国的一定程度的猜忌和怀疑：加入世贸组织花费了15年的时间，并与任何国家都签订了最为详尽的协议，完全不同于某些几乎未被附加苛刻条件便顺利入世的国家，例如印度。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必须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中国同美国的关系，虽然不如韩国和日本与美国的关系那样亲密，但中国很清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赢得美国的支持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在经济改革上遵循务实的原则一样，中国在对美态度上也采取了务实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解决财产归属，解冻资产，同时美国承诺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些步骤为中国后来于198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82年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国地位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价值显而易见：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和深造，其中包括许多政府官员的子女；同时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苏联解体，助长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与硅谷和互联网相联系的经济活力，又进一步增添了美国的强国魅力。
然而90年代，随着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反对这一观点的呼声高涨，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和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示威活动，充分地表达了国内民众的倾向。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仍然相当强大。甚至连中国自己的经济道路和群众的情绪，都带有一定的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崇拜财富，信奉企业家，默许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加剧，政府从教育和健康等公共产品领域撒退，快速降低关税壁垒，以及采取一个极为开放的贸易制度。这些都是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在任期间的中心思想和工作主题。
邓小平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尽管改革进程中也出现过明显的激进主义行为，但是中国领导层一直努力采取谨慎和务实的态度。他们尽量避免休克疗法和大动作。虽然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元素，他们却抵制华盛顿的正统经验，转而寻求实现国内增长的方法。他们一丝不苟地通过不断测试和反复试验，引入渐进性的改革。尽管政府收入在这场经济任务中锐减，从1978年占GDP1/3的份额下降为2005年的17%，但是沿袭由来已久的中国作风，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经济改革的目标不在于西方化，而是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最终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政治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认为，“只有稳定，才有发展，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1989年苏联解体，进一步增强了邓小平的信念——经济改革至关重要，在这方面苏联明显以失败而告终，同时还要避免政治改革带来的不稳定。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证实了中国领导人对休克疗法的反感：中国应该十分谨慎地对待金融改革，抵制任何过早开放资本账户的行为和由此产生的人民币的浮动，因为这可能导致对货币的投机性攻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不稳定，就像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一切一样，这些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人民币与美元、日元和欧元不同，仍然是非贸易性货币。）
为了应对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尽管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加快改革进程的必要性，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了休克疗法的一个重要元素。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推行的经济战略相比，中国大陆90年代迅速消除关税壁垒以及允许外来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举措，给国内企业创造了极其残酷的竞争环境，为了生存，它们不得不拼命地与更富有和更先进的西方和日本对手竞争（见图5-1）。迅速的开放，使中国经济能够利用外国资本的巨大流量，同时迫使中国公司了解并学习外部世界，但这种做法的成本较高，还包含着许多痛苦的挣扎。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享有长期免受外部竞争的优势，它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谋求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却没有那么幸运。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公司要么无力竞争而倒闭，要么适应国际竞争规则而生存下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被附加的条件，意味着中国在被允许用何种方式帮助国有企业的问题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增长最快的时期，外来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
图5-1：与亚洲其他新兴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外来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
*中国大陆：1978~2004年，韩国：1971~1997年，中国台湾：1963~1989年，日本：1955~1981年。
尽管改革初期的重点主要放在刺激农业经济增长上，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改革重心已经决定性地转移到了城市和工业经济。80年代，广东经济变成了未来经济形态的缩影，体现了瞬息万变的中国经济所具备的相对优势，香港企业家将其制造业从本地移往邻近的广东省，就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于是，广东迅速成为香港的制造业基地。90年代后期，在西方与日本直接对华投资的支持下，中国经济的规模与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中国于2001年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世贸组织。正如追求一种开放的贸易政策那样，中国在对待外来投资方面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获得5000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是日本1945~2000年外来直接投资累计总和的10倍。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接受国，超越了当时的美国。仿效中国香港的做法，其他外来投资主要涌入了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其目的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尽可能地使出口更具竞争力。目前，外国公司负责中国总出口的比例已高达60%，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外资约占85%。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它是这个星球上迄今为止最便宜的低端或中端制造业的国家基地。
由于关税的系统性降低，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即对外贸易规模庞大，约占GDP的75%，远远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例如在美国、印度、日本和巴西，这个数字只有30%或更少。这促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意义更为重大，同时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例如全球经济下滑，尤其是美国经济衰退，或西方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等的影响。
中国正处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时期或我们所知道的经济起飞进程的中期，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劳动人民离开耕耘多年的土地来到工厂，离开贫苦的农村来到繁华的城市。1952~2003年，农业占GDP的比例从60%下降到16%，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从83%下降到51%。中国只花费了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人均产出（衡量经济起飞速度的标准）翻一番，比起英国耗时58年、美国耗时47年和韩国耗时11年才达到同等水平，确实相当神速，而且中国3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都保持在9.5%的速度。尽管如此，约一半的人仍然在务农。据估计，甚至后推20年，也依旧会有大约20%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农村。这种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应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未来几十年内，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继续维持低位：换句话说，这个时间远远长于先前的亚洲新兴国家的情况。这并不代表一些较发达地区例如广东省的工资水平会继续偏低，相反，人们可以看到，当地的工资水平已经大幅上涨。只是在较贫穷较偏远的内陆省份，工资会持续走低，这促使很多终端制造业到此安营扎寨。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的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极高的投资率，多年来都保持在占其GDP40%的水平，目前该数值已临近45%，很快将接近50%。投资率如此之高，可能与同样高的国内储蓄率有关，后者约占GDP的40%。再加上一些外来投资，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2001年，中国平均每户家庭的储蓄额约为其税后收入的25.3%，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4%(2002年）。中国家庭创造出的巨额储蓄，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见图5—2）。
图5-2：中国自1981年以来的储蓄率
比较一下中国和前苏联的经验，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述内容能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因为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问题（见图5-3）。前苏联主要依靠西方开出的休克疗法的处方，最终导致90年代高通货膨胀、大规模资本外逃、货币崩溃和外债拖欠等一系列现象的发生。相比之下，中国通过一种更为循序渐进的方式，避免了高通货膨胀的出现，政府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值得信赖的形象，期间也没有发生资本外逃的情况。当俄罗斯的国有资产被政府官员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时，中国的国有资产没有遭遇全部私有化，只是通过逐步改制来解决问题。根据《福布斯》2007年世界前100名亿万富翁排行榜的统计，这100人中有13个是俄罗斯人，中国人榜上无名。1990年，中国的GDP是俄罗斯2倍不到；而到了2003年，前者一跃至后者的6倍。全球衰退之前的俄罗斯经济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一系列困难和棘手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卓越的能力。例如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面临着三个极其困难的国内议题：关闭大量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整顿存在大量呆账坏账、资金主要借给国有企业的国有银行；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地位。10年过去了，政府顺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大大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欠债问题，实现了银行系统的转型，改善了自身的财政状况。
图5-3：中国和前苏联经济发展对比
虽然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世界上最为新颖的一种经济变革形态，但是考虑到其规模和速度，中国的经济变革也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都是极其精明和富有远见的，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飞跃增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从1990年的339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000美元，同时还制定了并非不切实际的目标，即让该数字在10年内再增加一倍。尽管经济增长的程度各不相同，但这种增长不再局限于少数几个沿海城市，而是已经呈波浪状地分布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在极短的时间内，中国变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制造”的字样，已经随着一系列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红遍海内外。中国生产了世界上2/3的复印机、鞋、玩具和微波炉；1/2的DVD播放机、数码相机和纺织品；1/3的DVD-ROM驱动和台式电脑；以及1/4的手机、电视套、PDA和汽车音响。中国还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脱贫减贫项目，1978年改革进程刚开始的时候，贫困人口多达2.5亿，到1993年年底已降至8000万，到2001年时剧减为2927万，约占此期间全球脱贫总人数的3/4（见图5-4）。
图5-4：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
尽管中国的出口仍然由外国跨国公司主导，但是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例如海尔、康佳、TCL、华为和格兰仕在家用电器和电讯等领域都做得很好。受到由政府发起的“走向全球”口号的鼓舞，目前一些中国大型企业已开始向海外投资和建立海外子公司。中国已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进步，但其转型还远未完成。它仍然在努力。虽然从GDP的角度来看，它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主要是由于人口规模所致，而不是经济成熟的结果。中国是否能够发挥其巨大的潜力，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呢？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増长？
任何关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更不用说中国世纪）的讨论，都离不开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前景。毕竟，这才是能引起中国人骄傲的首要因素。承诺实现10%左右的增长率，是政府部门的基本战略。中国每年需要为其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创造80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还要为寻求城镇就业的新农村移民创造150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仍然是政府的核心战略：任何严重低于8%的情况，都可能导致非同一般的社会动乱。但是，25年以后，这样的增长速度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吗？中国目前的增长道路将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其目前的战略是否会搞砸？而且，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已经令中国改变短期看法的全球缩紧的经济形势，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根本，表现为中国令人瞩目的出口。十多年来，正是大规模的出口，大大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外国投资目的地，而且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多年，因为它所依赖的条件——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注定还要继续几十年。即使会出现已经发生在沿海地区和上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移民，内陆省份仍将有助于遏制已显而易见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中国目前经济道路的大致轮廓，至少在今后5~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内，是可能持续下去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无法保证。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曾在2006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提出，任何事情都有30%的走向严重错误的概率。考虑到其高度暴露于全球经济之中的特征，中国经济对外部因素非常敏感。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洲约占中国出口市场的22%，美国约占18%，而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今天，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依赖西方的出口市场了，这将对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考验。
据估计，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2008年为9%，2009年将下降到6%~8%，而2006~2007年为12%，自2002年以来从未低于10%。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拉动国内消费来弥补外需的下降，因为仅西方国家每年就消费了中国大约1/3的出口商品，同时政府还积极支持大规模公共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等领域。政府所幸拥有强大的财政能力，因此能够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刺激经济。比起负债累累、资金短缺、增长缓慢的西方经济，中国经济资金富足、增长迅速、盈余不断，两者可谓天壤之别，更不用说西方的金融部门濒临破产而中国金融业却盆满钵满了。
然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也很严重。据估测，2009年年初，约有2000万工人失去了工作，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打算离开农村到城市找工作。目前中国政府正努力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支出，再加上日益增长的消费性支出，也许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衰退带来的后果。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衰退带来的影响力。如果西方衰退真的会导致本国经济的大规模收缩，真的要持续几年，那么中国经济面临的后果将是严峻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降到6%~7%以下，甚至更低。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可能面临不断增加的社会动乱和失业问题。最好的情况便是西方衰退的影响不是很深，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中国政府的措施相对很有效。最坏的情形便是再现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经济长期衰退，民不聊生。那时，美国会诉求保护主义措施来反对中国，而中国政府也无法靠单一的弥补性政策来处理出口的崩溃和外来投资的剧减；这种结果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同时还可能削弱政府自身的地位。
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拥有一个优势：汇率不实行完全自由浮动，因此人民币较少受价格波动和市场投机的影响。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反对资本账户自由化和人民币自由浮动，这些举措有利于增强人民币的作用，提高中国的金融地位，同时为向海外投资的中国公司提供更多便利。但是这种策略的主要不利在于，那些支撑中国庞大投资水平的储蓄，可能会由于储蓄者去国外寻找远远超过他们在国内所获得的微不足道的回报率，而逐渐受到削弱，甚至逐步丧失中国迄今为止所享有的大量投资资金，其后果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骤然跌落。此外，浮动的人民币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元、泰铢和印尼盾所受到的那种投机性冲击的时候，也将会表现得极为脆弱。
2000年，虽然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曾试图开始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意识到此举可能有些轻率。尽管西方国家一再要求中国放宽对资本账户的管制，但当前全球金融界的混乱再次证明中国领导人控制资本账户是明智之举。在适当的时机下，中国可能会启动逐步自由化的进程，实际上已有清晰的迹象表明这一点，但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现有的体系能为经济设置一道重要的防火墙，尤其是考虑到其开放性和和易受外部事件影响的特点，这种保护尤为重要。
无论全球衰退会导致何种后果，人们都有强有力的理由相信，从长远（甚至是中期）来看，当前的增长模式将无法持续。事实上，中国的决策者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对发展模式做出重要的修改。胡锦涛倡导的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启动，从90年代的过度新自由主义转向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重点强调平均主义以及对欧洲模式的更大兴趣，同时逐步剥离美国模式的影响，也即众所周知的“去美国化”。全球危机可能加速这种变化，同时缓和它所带来的影响。
不能像现在这样，经济增长仅仅依靠不断增加GDP中用于投资的比例，因为它将吸收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从而给消费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有必要更多地强调资本的效率和更高的生产率，而不是过多依赖投资。在任何情况下，投资比例太高都是一件非常浪费的事情；否则，随着越来越大量的投资受到限制，它们会越来越多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从而经济增长势头也必然趋向减缓。科技升级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玩具等廉价产品的出口减少，同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增多等大量证据表明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同样，中国将不得不减少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全球衰退表明，这种依赖使它极易受到全球经济中的周期性变动的影响。尤其在全球衰退的大背景下，还存在一个危险，即中国的出口遭到抵制，并朝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相反，很明显中国将不得不更加重视国内消费。
经济增长高于一切引发了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高度平等的社会变成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有三：沿海地区和内陆省份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中国最富裕省份的人均GDP是最穷省份的10倍（在巴西，这一比例是8:1）；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正规经济活动体和非正规经济活动体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不平等现象导致社会局势日趋紧张，这一点显而易见，例如城市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它可能会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和改革方案持续至今获得的公众认同。政府已经非常注重采取更加平均主义的方法，但到目前为止所产生的效果非常有限。
这里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国家的财政能力根据需要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根据经济学家胡鞍钢的观点，在改革初期，中央有意鼓励权力下放，中央财政收入也经历了一个锐减的过程，从1978年占GDP的34%，下降到1995年的6%。同时，国家支出占GDP的比例也急速下降：从1978年的31%下滑至1995年的约11%。到90年代中期，人们纷纷对国家能力的丧失表示出深切的关注，其中包括国家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及扭转这一进程的决心。有人甚至担心，个别省份已开始像独立国家那样运作，增加其对外贸易和减少省际的贸易流动。因此，经过一番讨论，政府提出重大的税制改革，分别征收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以前，中央政府要依靠地方上缴收入，而这个过程中就难免讨价还价。中央政府还获得了征税权力，大部分收入先集中上缴中央，然后再将其中一部分重新分配给各省。富裕省份坚决抵制向中央政府缴纳较高的税收，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但是到1999年，国家支出占GDP的比例已上升为14%，2006年更是高达22%左右。
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有能力为其新的社会保障方案适当地拨款，以便给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提供培训、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保障，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国有企业几乎承担雇员所有的社会需求。其中教育和医疗问题特别严重，过去十年里一直遭受非常严重的公共投资不足，引起群众的深深忧虑和极大不满。政府非常重视这些问题，2008年的教育支出与2007年相比上升了45%。在毛泽东时代，医疗支出几乎全由国家负担：而现在这个数字是16%左右，远远低于美国约44%和西欧超过70%的水平。因此，很多人看不起病。2009年4月，政府宣布进行大规模医疗改革，其中包括实现为90%的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近期目标。尽管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已经获得极大提高，但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支持，他们都感到生活缺乏保障，所以有着强烈的储蓄动机。
最后，中国实行的是资源密集型程度极高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大量的土地、森林、水和石油等几乎一切资源。这就是中国最深层的问题所在。在自然资源一直不甚丰富的情况下，中国却不得不支持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生存的泱泱民众。例如，中国只拥有世界耕地的8%，却必须养活世界人口的22%;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只拥有中国人口的1/5，但其耕地面积是中国的3倍多，而且美国农民耕作的时间只是中国的1/10。中国的发展正在迅速耗尽其有限的资源。在过去的40年中，几乎一半的森林遭到破坏，以至于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植被覆盖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199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现在中国近一半的石油需求都依靠进口来满足（见图5-5）。
图5-5：中国对石油进口的日益依赖
*1月至8月。**1月至9月。
因此，为了获得经济增长所需的大量原材料，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世界其他地区。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金属进口国、铁矿石的第二大进口国和铝的第三大进口国。它吸收了将近全世界1/3的煤炭、钢铁和棉花的供应，还有近1/2的水泥。目前，它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其中近70%源于燃煤，仅次于美国。2005年，中国消耗的煤炭超过了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2004年，在整个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增加总量中，中国占了差不多40%。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8%左右的年增长率递增，2031年其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那时它将消耗相当于当前世界粮食产量的2/3，纸张的消费也将在目前世界产量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如果其人均汽车拥有量达到与今天的美国同样的水平，它将拥有11亿辆汽车，而目前全球汽车总数也不过8亿辆；届时，它将每天消耗9900万桶石油，这与2006年每天8400桶的全球石油总产量形成强烈的对比。毫无疑问，从世界现有的资源来看，这种需求是难以持续下去的，更不用提它可能对全球环境产生的可怕影响了。
环境的两难困境
通过全球市场，目前世界各地都在经历中国的巨大矛盾——即人力资源的极其丰富和自然资源的极其稀缺——所带来的影响。劳动力过剩，意味着在制成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同时，中国所需原料产品的价格急剧上升，直到发生次贷危机，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些现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谓的中国时代全球范式。到目前为止，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最多的，是消费品实际价格不断下降的发达国家，以及那些主要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当前的全球衰退，见证了商品价格的急剧下滑，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受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的需求的驱使，一旦目前恶劣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它们肯定还会再次上升。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世界经济形势一恢复，石油价格将会重新弹回每桶100美元以上，到2030年时会增长为每桶200美元。商品价格的重新上涨将会日益提高目前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的成本，并且最终必定无比高昂。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不可能遵照美国的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而且，就算中国遵照这样的发展模式，其生活标准想要达到美国现在的标准，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很明显，中国已经决定走一条能源密集度较小的增长路径。
伹是，中国将会发现，改变方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由于人口众多，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尤其可耕地面积和水资源都是极度贫乏的，数百年来，它对自然环境一直奉行高度采掘的态度。比如，中国的人均占水量只有美国的1/5。此外，中国南方相对湿润，而养育了全国近一半人口的北方家园，是一片广袤的干旱地带，正面临着变成沙漠的危险。从明朝的大运河到目前的三峡大坝，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秉持一种观点，即认为环境是某种可以被操纵并服从于人类最终目的的东西。不过在一些大城市，人们的环保意识正在迅速增强。而且，往往一个社会越贫穷，它就越是优先重视物质的变化，为实现这一目的，甚至不惜牺牲几乎所有其他因素，其中包括环境。富裕的社会确实比贫穷的社会更容易优先考虑环境，而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社会。
到2015年，中国将达到大多数西方国家在1960年就已经实现的水平，然而后者，或者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或者依靠其殖民地（过去和现在的），才能够在不受环境限制的情况下，奢侈地享受增长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财富。用欧洲人的话来形容，中国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从18世纪一路狂奔到21世纪，在这一过程中，环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绝不只是跑跑龙套。其结果是，两个世纪的巨大生态赤字都被压缩到这几十年中：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超过3/4的河流无法为人们提供饮用水或可供捕鱼，3亿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疯狂的森林砍伐，占有世界上20个最严重污染城市中的16个，整个国家1/3的土地都受到酸雨的影响，1/4的土地都已荒漠化，58%的土地归属于千旱或半干旱类型。
然而，尽管中国仍然很穷，但在它有朝一日跻身富国行列之前，它必须为解决两个重要环境问题而做出选择。不管是否愿意，首先，迫于成本压力，它将不得不转向资源密集型程度更低的技术。随着石油价格的急剧飙升，中国已开始设法限制其石油消费量，例如，对“油老虎”（耗油量极大的汽车）课以重税，并鼓励发展汽车的可替代性技术：在中国的环保领袖城市——上海，私车牌照费已达36231元。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确信中国政府将采取行动：“10亿中国人民都能驾驶高耗能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顶多只是一个幻想。相信我，中国没有那么愚蠢。中国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其次，另一个不可抵制的环境挑战是全球气候变暖，在适当的时候，这将迫使中国设法限制二氧化碳的排量，也迟早会促使其他国家寻找经济增长的替代形式。与印度一样，中国一直不太接受它应该与富裕国家承担同样的环保责任的观点，理由是后者将温室气体排入大气层的时间更长，因此对全球变暖负有更大的责任，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中国能源消费的主要贡献者，并不是需求极少的国内消费者，而是出口贸易。实际上，40%的中国能源都用于生产出口到西方市场的产品上：换言之，实际上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口了本国的部分温室气体排放量。发展中世界对全球变暖所作的“历史贡献”微乎其微，这在给予它们免责条款的《京都议定书》中已经是公认的，但美国和澳大利亚拒绝签字，使协议基本上处于无效的状态。
然而2007年，由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尽管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仍然是美国的1/7，见图5-6），所以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不大可能继续排除在未来的任何协议之外了，尤其是全球变暖的影响。荒漠化的加速、农业产量的减少、降雨类型的改变、发生风暴和干旱的概率的增加，这些在中国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图5-6：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较
在中国，能源利用通常给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中国为60%，相比之下，美国为23%，法国仅为5%），因为它主要依靠煤，比起石油和天然气，烧煤会产生更多高碳排放物。中国领导人已经接受了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论据，无论是领导讲话还是日益增加的新环境法规，都体现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在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环境影响评价和污染控制等方面，中国已经出台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律。此外，中国政府仍然将快速的经济增长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坚决抵制由于环境因素而贬损经济增长重要性的想法，但是，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已成为一种共识。胡鞍钢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绿色发展战略，而不是依赖陈旧过时的资源密集型模式（见图5-7）。
图5-7：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
但是，中国关于气候变化的立场，正在迅速地发生转变。作为其近期能源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已通过两个亟待实现的目标，分别是：到2010年，降低中国经济中20%的能源消耗；到202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使用占能源供应的比例从5%增至20%，这将对排放增长量的减少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在一系列清洁技术创新尤其是风能、太阳能和氢气等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正因为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如此庞大，中国无论在清洁能源领域还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发出来的新型技术，都有可能在实践中成为新的全球标准。它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商，同时还是以其他发展中国家负担得起的价格。人们普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光电领域（使用太阳能发电）和氢能汽车领域可能会出现一些令人兴奋的重大突破。中国两家最大的汽车生产商，目前正处于开发混合动力车的进程中，由于政府的鼓励，它们与其他制造商一起，雄心壮志地计划成为世界电动车领域和其他能源可替代性机动车领域的领头人。与经济发展同时包含落后和先进的因素一样，中国的环境问题也面临相同状况，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中央政府采取汽车限行等严厉措施来改善首都空气质量，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低科技还是高科技？
目前，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低端制造业，使其能够利用庞大而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进而产生世界市场上最低的价格，或称中国价格，这一称谓已作为新的全球标准而声名远扬。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存在两个本质问题。首先，从产品推向市场需要总费用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占据的费用占比是非常小的，大约为最终价格的15%，大部分费用都被设计、营销、品牌等主要在发达世界进行的环节剥夺去了。其次，大多数中国出口产品都是由西方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生产的，中国制造商主要充当承包商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基本上只是在发达国家建立的跨国公司的多元化全球业务中发挥低端制造业分包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