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大这些年

已经忘记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立志考入北大的。

打开我高中日记的第一页,是2005年8月31号高中入学的第一天,就已经在纸上明明白白地写下了“向北大进军”。

小时候只模模糊糊地知道北大是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或许是在老师家长的嘴巴里,或者是电视里听过的一个名词而已,其遥远程度不亚于神话传说。

第一次对北大有画面感是在初中语文课堂上,语文老师用清脆悦耳的女声朗诵课文《十三岁的际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在十三岁时被北大破格录取的女孩子。

“纷扬的白雪里,依稀看到她穿着蓝色羽绒衣,在冰冻的湖面掷下一串雪团般四处迸溅的清脆笑声。”

同样十三岁的我,坐在座位上听得心驰神往,北大这个词在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诗情画意。

后来我在学校门口的旧书摊上买到了《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书里有几个章节描写了女主人公新月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生活。

这本书里描写的女孩和北大更美。

白雪纷飞的冬天,新月去备斋找楚老师,她踩着粉琢玉砌的石阶,踏过被白雪覆盖的小桥,站在湖心小岛上,在寂寂的大雪中听楚老师的飞扬琴声,书中最后一句远景描绘这个画面:“洁白的燕园,洁白的未名湖,洁白的小岛,漫天飞雪中,伫立着一个少女的身影……”

看完这本书之后我那颗想要去北大的心更灼热。

那时候我对北大的憧憬,更多源自少女情结,而非名校情结,类似于灰姑娘向往水晶鞋。

等我上了北大之后,发现来到这里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曾以它为目标,大概这就是心向往之,行必能至。

我第一次踏进北大,是高中时代的一场出逃和冒险。

北大对我来说是那段枯燥苦闷的学习生涯中的全部指望,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太辛苦了,太艰难了,我对自己说,我想去北大看看,就现在。

那几天恰巧是端午假期,我联系了我的朋友H,问她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北京,她说:好啊,我可以去北京找我姑姑。

晚上八点她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我班上一个同学家里借照相机,同学的爸爸慷慨地把照相机借给了我们,还教我们怎么使用。那个晚上我捧着照相机坐在她自行车的后座上,穿越城市的一条条街骑向火车站,路灯穿破黑夜,黑夜如梦如幻,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从小到大,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念书的城市,从未坐过火车,从未去过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从未在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做过如此胆大的事情。

现在从我所在的城市坐高铁到北京,只需要两个小时。但对十年前的我来说如同异国他乡,上小学的第一天,我们就学习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但是我的亲戚乡邻甚至父母,都没有去过北京。

然而,我说我要去北京,于是我揣着一百块钱就去了。

如此顺理成章。

我们并不知道怎么乘坐火车,等我们到了火车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售票员告诉我们当晚所有去北京的票都卖完了。

可是我们要去北京,我们现在就要去。

路人甲好心地告诉我们,如果买一张站台票,就可以上火车。

我跑去售票窗口买站台票,工作人员又不肯卖给我们,她说,现在站台票已经取消了。

我和H后来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情,她都感慨我从作为一个小孩时就体现出的执拗和鲁莽。她说,你还记得吗?你赖在售票窗口不肯走,一遍一遍地请求人家卖一张站台票给你,后来还哭了,售票阿姨看你可怜,最后卖了两张站台票给我们。

我说,我曾经是这么难缠的小孩子吗?

她说,是。

……

拿到站台票的我们后来挤上了一趟十二点五十分的火车,那是从南方来的一趟过路火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它沿着铁道一路呼啸而来,停在我面前,距离我只有一米远。

我们跟一群等待上车的乘客挤在门口,在火车门打开的那一刻一拥而上。我找到群众中最薄弱的地方突击进去,像一条鱼游进海洋里,左顾右盼地找到了一个可以站立的比较舒服的位置。

等我回头一看,H没有跟上来,我着急地大声喊她。她跌跌撞撞地跟上来,还一边喘气一边质问我,你跑那么快干吗?

火车上都是从南方去北京的民工,K开头的列车,要晃五个多小时才能抵京。我们在过道上铺几张纸就坐下来,搂着自己的包,还背靠着背睡了一会儿。

早上六点,天蒙蒙亮时,到达北京。

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北大,十年前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地图导航,我只能就近问一个阿姨北大怎么走,她说,哦,你买我一份地图我就告诉你。我说,多少钱一份?她伸出两个手指头在我眼前晃。

我掏出两块钱给她,她塞给我一份地图,带着一点行骗成功的得意心情说,就在我站的这个地方等公交车。

我怀着一份朝拜的心情登上了公交车,丝毫不在意她的阴险狡诈。路途中H一直在我耳边讲话,我都充耳不闻,像一个信徒一样保持安静。

到了北大站,我先下车,H跟我分开,去找她姑姑。

我是从东南门进去的,初春的早晨,湿气若有似无,风微凉,天光还没有洒落干净。北大显得宝相庄严,肃穆又安静。

这一天,我是爱丽丝,在梦游仙境。

从进大门开始我就掏出照相机拍照片,拍学生做活动拉起的红条幅,拍停在大门道路两旁的自行车,拍未名湖、博雅塔、湖边的桃花、塔旁的野草,拍早上六点多就在湖畔晨读的勤奋女大学生。路过图书馆的时候我想,这就是《十三岁的际遇》里提到的图书馆,作者说,这座图书馆里有四百多万册图书,这让她感到绝望,她读过的书连这个数目的零头都不到。

十六岁的我读过的书,可能连她的零头都不到。

不过给我冲击最大的地方不是图书馆,而是教学楼。

我找到一座教学楼迈进去,从进门开始就感觉到这里的教学楼与我所在的高中不同,一般高中的教学楼最多的就是摆满桌椅板凳的教室,布置简单甚至简陋,墙壁贴满了励志标语,没有人情味,充满压抑感,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而这里的教学楼所有的设计好似都是为了学生的方便和舒心,这里的走廊被设计得温暖明亮,教室里桌椅崭新,窗明几净,教授在台上自顾自地讲课,下面同学们或听或不听,还有人在喝豆浆,玩手机,下课后提着杯子到楼道里打开水。

我一边拍照一边想,在这里写作业太幸福了。

去上厕所的时候我顺便把吃午饭的问题解决了。

是这样的。

我从厕所出来,看到一个光头、穿僧袍和芒鞋的女孩在洗手池前洗手,我问她:姐姐,你知道去哪里可以吃饭吗?

她说:你不是这里的学生吗?几句话问清楚了我的来历后,她很爽快地请我去食堂吃饭。

她带我去农园吃饭,这些地方都是我后来去北大才逐渐清楚的。隐约记得是在农园三层,自取的素食,有红薯和青菜、两份米饭。

我们边吃边交谈,聊天过程中我知道她叫“心乐”,读高二时决定出家,现在在北大修习一些佛学课程。

我问她:你们修佛的人怕死吗?

她说:我正在学习不害怕。

用餐完毕后她用饭碗接一碗白水,一滴不剩地喝下去。吃完饭的碗,加上水,是刷碗水的味道。她笑着说:我们都习惯了。

吃完饭她带我去一教上佛学课,一教不同于现代化的二教,一教是一座飞檐翘角的古风建筑,我们进教室的时候已经没有几个空座位了,来听课的不仅仅是僧人,还有其他专业的学生,甚至还有情侣结伴来听。

大家坐定之后老师就进来上课了,心乐告诉我,这个老师是周学农。

老师在课上给学生讲的是道衍的《道论》,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老师讲一段就会提问,学生会很自然地坐在座位上畅谈自己对某段经文的理解。在第二节课快要下课的时候,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佛祖基业可以永世长存,但是其他东西比如情爱名利财就是转瞬消灭的?

学生从各个角度发言完毕后,老师说:先休息一下,这个问题我下节课再讲。

然而这个答案我听不到了,下课之后我必须得赶去火车站,跟我的小伙伴会合上火车。心乐告诉我,从西门出去坐一趟公交车就可以直达西站,我走之前认真地跟她告别,我说如果我以后考上了再来找她,还把自己身上的巧克力送给了她。

至于周学农老师那个问题,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答案,因为不知道答案,所以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问题。

而且我后来在北大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师,也没有见过心乐这个人。

从北京回到学校,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高三的生活在继续,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已经开始按照天数倒计时,气氛越来越紧张,但是我们都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努力多少才算跟这种气氛相配。夏日傍晚从学校大门进来,迎面的教学楼灯火通明,上千名的学生都安安分分地填充在每一个小格子的窗户里,为高考做最后的冲刺,这种情形很多年来都没有变化过,每一届的学生都有这种经历。

我去照相馆把照相机里的照片冲洗出来,一张一张地粘在日记本上,日记本变得很厚,每次不想学习的时候就掏出来翻看一遍。

跟北大的一场相逢后来变成了告别,我最终没有如愿以偿地考入北大,并且在北京读书的四年中,一次也没去过北大,直到我考进去为止。

从2013年到2016年,我在北大整整三年。

在这三年里,每一分钟我都觉得,很庆幸自己曾经那么努力过,否则一定会后悔的。

毕业典礼的当天,邱德拔体育馆里上千人合唱《燕园情》,前排的女生失声痛哭,百感交集中我问自己,三年的北大岁月,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肯定不只是四季变幻的湖光塔影。

不知道是与我所学的专业有关,还是精英本身的特质使然,这里的人,于社会、于国家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

《燕园情》的歌词这样写: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忆昔长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竟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约。

我们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城镇乡野;

我们走向海角天涯,指点着三山五岳。

我们今天东风桃李,用青春完成作业;

我们明天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

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

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每次唱到“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这句,小小的我内心就会注入满满的家国情怀,巨浪澎湃。

毕业典礼上前辈和老师致辞说担忧我们能否适应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原生态法治环境,但依然鼓励我们成为勇敢的人。

同学发朋友圈送毕业祝福:“愿我们都能获得有意义的生活,并有勇气保护他人生活的意义。”

除此之外,我在北大感受到一种“多元下的自由”。

朋友曾感慨过当代大学精神之功利,每个同学都像一盒即将出厂的牛奶,急于获取各种认证,四六级证书、CPA证书、证券从业资格证、托福雅思托业。从大二开始他们就会寻求各种实习的机会,毕业的时候带着一份塞得满满的漂亮A4纸简历,就好像牛奶裹着合格的出厂证书一样送到消费者——各大企业手中。根据简历上的内容,他们会被分为三六九等。有一些是经典优质盒装奶,有些就是百利包。

整整四年,同学们都在抓住飞逝的光阴,为着出厂的一刻做准备,努力变成一盒优质的牛奶。

在北大,我看到了许多不同的人,有的学生毕业后是社会精英甚至是国家总理,也有许多看上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痴迷读书的呆子、堕入空门的修道者、离经叛道的作家,连一个学院的教授,也因流派不同吵得面红耳赤场面难堪。少见则多怪,屡见则不鲜,慢慢地就会习惯不随意否定任何一种人,也开始学着不害怕成为任何一种人。

从北大离开,意味着我的学生生涯就此结束。

这三年里,有太多忘不了。

说好了跟阿敏到图书馆去上自习,两个人却在楼道里争执了一晚上“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冬天楠哥喊我去未名湖滑冰,我们俩哆哆嗦嗦地牵着手在冰上慢慢溜达,被旁边风驰电掣的人吓得尖叫。

法理学的教授在秋天的好天气里带着我们在静园草坪上坐成一圈读书。

自习时捡到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位大二理科生的作息表,严密地计划着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的学习时间,让我感慨“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勤奋”这句话。

为了写论文,我抱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二十多本书一步一步挪到公交车站。

有个男孩写信给我,说我在自习室睡着的样子很可爱。

这段岁月未曾负我,愿我也不负这段岁月。

记得,就是我最高的敬意。

我会用余生感受这段岁月在我身上的投影。